日期：2014-09-26 08:19:36
　　NO.82
　　事实上，杨坚之所以要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节俭，是要将其作为大隋的核心价值观，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够移风易俗，扭转崇尚奢靡的不良风气，营造艰苦奋斗蓬勃向上的社会风尚。
　　当时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十分隆重，那一天，全国各地的街市上都热闹非凡，灯火辉煌，锣鼓喧天，车水马龙，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尽情地游戏玩耍，享受一年一度的狂欢。
　　在那个时候，夜是亮的，人是多的，心情是舒畅的，烟花是灿烂的，漂亮女孩是开放的，你对她笑笑她就会跟你走的……
　　但这样的快乐在隋初却成为了历史。
　　公元583年12月，治书侍御史柳彧上书要求废止这一节日。

　　在表文中，他先是说这种狂欢活动要花费百姓大量财力，与国家提倡节俭的政策不符，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元宵节这天男女混杂，贵贱不分，格调低下，实在是有伤教化，不利于大隋的精神文明建设。
　　柳彧的话，句句都说到了杨坚的心坎里——他不仅痛恨浪费，而且对等级、规范之类也极为注重。
　　他立即批准了柳彧的建议。
　　除了生活上力诫浮华外，杨坚还将此推广到了其他方面——比如文风。
　　自从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这种文体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注重形式技巧，堆砌华丽辞藻，但由于受到字句和声律约束，内容往往受到限制，甚至空洞无物。
　　崇尚朴实的杨坚对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深恶痛绝——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文化水平有限，看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太吃力了。
　　公元584年9月，他采纳治书侍御史李谔的建议，通令全国，要求所有公私文书都要摒弃虚华，据实撰写。
　　然而，数百年的传统就如数百吨的重车一样惯性巨大，哪里是一道命令就能轻易改变的？
　　很多官员依然延续着原来的写法，泗州（今江苏宿迁东南）刺史司马幼之就是其中一个。
　　他精心写了一篇辞藻华美、典故繁多的表文。
　　但在这个时候卖弄文采，简直就相当于在佛门禁地卖弄风*，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杨坚看了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他抓起来治罪。
　　文辞美，要倒霉。文采好，进监牢。
　　看到杨坚动真格的，官员们这才不敢造次，不敢再写这种华丽丽的文章，朴素的文风也就逐渐成了主流。
　　杨坚的这一系列举措，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大——正如李谔所说：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风气的改变对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比如干预太多，规定太死，使得当时百姓的生活比较单调刻板沉闷甚至有些死气沉沉——和杨坚的性格一样。
　　不过，虽然在杨坚的统治下，百姓的生活不够丰富多彩，但他们似乎意见并不大——因为他们的负担比以前减轻了不少。
　　杨坚在隋初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把徭役从每人每年三十天减少为二十天，调绢从每人每年一匹（也就是四丈）减少为两丈……
　　然而，这样大幅度的减税，如何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呢？
　　杨坚有办法。

　　他把矛头对准了隐瞒人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盛行，很多豪强大族不仅本身人丁众多，而且还有众多的依附人口，由于当时赋税是按人口数征收的，为了逃税，这些大族几乎都隐瞒了大量的人口。
　　除此以外，由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所缴的赋税较低，因此人们纷纷谎报年龄，诈老诈小的事情司空见惯，三十岁冒充三岁，二十八岁冒充八十二岁，留小胡子的冒充小孩子，风流青年冒充风烛残年……
　　对这样的现状，杨坚当然不能容忍。
　　日期：2014-09-29 08:36:38
　　NO.83
　　公元585年5月，在杨坚的亲自部署下，大规模检查户口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启动了。
　　各地各级官吏全都深入到各个社区，各个乡村，逐户逐个清点人员数量，以检查是否有隐瞒人口不报的情况；同时他们还要当面验看每个人的长相，核对其年龄，那些谎报年龄的人就像妖怪遇到照妖镜一样纷纷现出了原形。
　　同时杨坚还要求，那些聚族而居、人口众多的大家族必须要分家居住，堂兄弟以下不能合为一户，以便减少每户的人数，防止这些家族借着人多混水摸鱼。
　　此次人口普查行动在史书上被称为“大索貌阅”。
　　“大索貌阅”一施行就大见成效，全国登记人口一下子就猛增了164万多。
　　随后，宰相高颎又精心编制了征收租税的样本，称为“输籍定样”，并颁发到各地，照此执行。
　　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之前有关租税的条文弹性很大，比较笼统——怎么个笼统法，史书上没说，估计就和现在“酌情处理”、“一定范围内”、“一万元以上一百万以下”、“可按**幼女罪或嫖宿幼女罪处罚”之类的说法差不多。
　　这些条文的弹性越大，官员的权力也越大，寻租的空间也越大，因此很多地方官都徇私枉法，弄虚作假，造成严重的税款流失和税负不均。

　　而高颎编制的“输籍定样”则非常细致严密，它根据每户的资产人丁情况，将其划分为几个等级，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租税，使得每户所应承担的赋税公开化、明确化，一目了然，便于监督检查，从而大大减少了官吏的舞弊行为。
　　这样一来，国家的税收得到了保证，财政收入逐年提高，而广大贫苦百姓的负担却相对减轻，增加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施行以来，效果极为显著，按照《隋书》的说法就是：自是奸无所容矣——想通过造假逃避赋税的人从此再也无法藏身了。
　　正是杨坚和高颎设计的两项措施造就了后来隋朝的富足——也许，中国从来都不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的人，缺的是杨坚、高颎这样踏实严谨、注重实干的人。
　　如果说，“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是隋朝财政制度的创新，那么均田制则是隋朝财政的基础。

　　均田制始于北魏，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土地荒芜，北魏政府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则向政府交纳租税，此制度一经推出，就体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农民有了土地，而且政府也有了稳定的租税来源，实现了政府和农民的双赢，故而之后的北周、北齐一直沿袭此项政策。
　　隋朝当然也是这样。
　　按照隋制，男丁可以分得露田80亩，妇女则为40亩，但这些土地在当事人年老（60岁以后）或死了就要归还国家，此外，每个男丁还有永业田20亩，这类土地则可以世袭——传给子孙。
　　但那个时候官员的特权，就跟如今的问题食品一样无处不在。

　　隋朝规定，从王公到都督，都有额外的永业田，多的有上百顷（1顷相当于100亩），少的也有数十亩，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按照品级的不同得到相应大小的职分田，作为其俸禄的一部分。
　　官员占有了如此多的土地，民田自然就不足，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隋朝才建立不久就产生了百姓授田不足的问题。
　　纳言苏威建议削减官员的土地，但大司徒王谊（当时他还没死）却坚决反对。
　　此时杨坚称帝时间不长，地位还不太稳固，在百姓和官员之间，迫于现实，他不得不选择支持官员的利益，站在了王谊这边。

　　也许是受到某些国家为解决养老金不足而提高退休年龄的启示（我猜的），最后杨坚下令把成丁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才算暂时性地缓解了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