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失思力本是一位少数民族酋长，为唐效力，成为大将。他又娶了唐高祖九江公主为妻，也是个驸马。他因此案被流放到了巂州（今四川境内），不过命比较硬，一直活到高宗龙朔年间，被朝廷重新启用担任归州刺史。
　　宇文节，在正史上是个一笔带过的人物。他孙子宇文融倒是有名，是唐玄宗时的一位能臣。谋反案发作时，宇文节正担任侍中、太子詹事。侍中是几个宰相职位之一，太子詹事是太子府里的头头。可见宇文节当时是个高官，结果被流放到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最后死在那里。
　　这三人又为啥被牵连呢？宇文节是因为和房遗爱关系好，在其下狱后四处帮忙活动，所以获罪；李道宗呢，按《资治通鉴》上说，因为素来和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所以获罪；执失思力跟李道宗一起带兵打过仗，又与房遗爱交好，所以获罪。
　　这三人的获罪肯定不是唐高宗的意思。特别是宇文节，是他在永徽二年亲手提拔的宰相。当时他提拔了两个宰相，还有一个就是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到了此时永徽四年，柳奭已经明显跟高宗不是一条心了。后宫内皇后与昭仪正斗得不可开交，柳奭为了保住王皇后，已经站到了高宗的对立面。其实他早已倒向了长孙无忌。现在宇文节也下去了，高宗能不窝火吗？

　　房遗爱谋反案不管在客观上是否对唐高宗有好处，都不能算高宗的胜利，而是长孙无忌的胜利。
　　不过高宗与舅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只是做为后来人才看得清楚。在当时，大家表面上都挺和谐的。长孙无忌在这两年也曾因为天灾上表辞过职，但都被高宗拒绝。长孙无忌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唐朝人写的八卦集子《隋唐嘉话》上记了这么个故事：有一次长孙无忌宴请当朝权贵，席间问大伙儿：“诸位看我的富贵和越公（隋朝权臣杨素）比起来怎样啊？”在大家发表完意见之后，无忌很得意地说：“我只有一条比不上越公，他富贵时已经老了，我富贵时还年轻。”

　　【悲摧的永徽四年】
　　永徽四年是唐高宗的一个低谷时期。开年有房遗爱谋反案，尘埃落定之后，高宗失去了几位最多算是有潜在威胁的皇亲，失去了宰相宇文节。长孙舅舅在大臣中间更有权威了。

　　这一年九月，高宗非常倚重的大臣张行成病逝。张行成在历史上存在感不强，但他有两个侄孙，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昌宗。不过这里还是说张行成。早在李治做太子时，多次监国，都是张行成辅政。高宗把他视为自己真正的老师，即位后不但一直让他做宰相，后来他病重辞职也被高宗拒绝，最后死在任上。他病逝后高宗十分悲痛，废朝三日，大办丧事，要求文武百官九品以上的都到张府上去吊唁。张行成当时被高宗追赠为并州都督，在多年后成为高宗庙的配享功臣之一。

　　张行成去世后，褚遂良顶替了他空出的尚书右仆射职位。
　　三个月后，高宗十分倚重的另一宰相高季辅也病逝了。不过高季辅此前已经病了好久，去世对朝堂的影响不算太大。高宗再次废朝三日，追赠他为荆州都督。
　　在张行成与高季辅两人相继去世的中间，永徽四年十月，江南爆发了陈硕真起义。这次起义倒是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但值得一提的，这位陈硕真先搞了一次女人称帝，自称文佳皇帝。她称帝走的是“君权神授”路线，声称自己是太上老君的徒弟。武则天对这位敢想敢干的民间女前辈有什么看法，不得而知，不过她后来称帝时说自己是弥勒佛转世，比太上老君的徒弟更高级。在民间，文佳皇帝一直被当地百姓视为女英雄，是个正面形象。

　　在平息陈硕真起义的过程中，一位大臣崔义玄暂露头角。他本来是婺州（今浙江境内）刺史，领兵抵抗起义军四千大军的进攻。当时，起义军虽是乌合之众，但因为笼罩了神话色彩，声势搞得很大。据《资治通鉴》，起义军放话说，谁敢抵抗谁就会遭灭族，结果官军都害怕。但崔义玄到底水平高，不信这个邪，说：“况凭妖妄，其能久乎！”战场交锋时，崔刺史身先士卒，下令撤掉左右专门为他准备的挡箭牌，说：“刺史要躲箭，别人就该死吗？”这下子大大振奋了士气，很快就打了胜仗。

　　平息叛乱后，崔义玄被朝廷升官，进京做了御史大夫。后来他成为支持武昭仪做皇后的“挺武派”之一。

　　日期：2015-09-16 11:02:19
　　【～～正文～～】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10）废王立武，高宗抢班夺权
　　唐高宗在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后，虽然专宠她一人，但一开始未必想要废后，毕竟那也是非同小可的事。从史料上看，废立皇后这事儿露出苗头是在永徽五年，成为一个明确的议题拿到台面上来讨论则是在永徽六年，那时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已经三岁了，次子李贤也出生了。
　　“废王立武”不是一起简单的宫闱事件，政治意义重大。年轻的唐高宗借着皇后废立向元老大臣们抢班夺权，并且大获成功。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高宗登基之初那几年的表现。大体来说，他工作努力，勤俭节约，谦虚谨慎，积极纳谏，一心要做个合格的大唐天子。
　　据《资治通鉴》，永徽元年，在接见各地进京汇报的朝集使时，高宗就要求大家多多上疏奏事，尽量替老百姓反应问题；这年他出去打猎，中途遇雨，问身边一个大臣谷那律：“油布雨衣怎么才能不漏水啊？”谷那律说：“用瓦来做雨衣就不漏水了。”高宗一听就笑了，知道是要他罢猎，听从了。
　　永徽二年，针对叔叔李元婴和弟弟李恽两个王爷的贪婪敛财行为，进行了温柔的敲打，赏赐他们一人两车麻绳，说是拿去串铜钱；这一年高宗还下诏，不准京官和外州官员再给他敬献鹰隼及犬马，谁再送这些玩意儿，就论谁的罪。
　　永徽三年，高宗祭祀先农，亲耕籍田（不过他希望皇后亲蚕，皇后却没做）；这年二月，高宗到安福门楼上观看娱乐节目，第二天他对身边大臣说：“朕登楼看戏，只是想了解一下风俗人情，不是为了玩乐。以前我听说胡人会打马球（击鞠），一直想看，昨天居然就看到了，这是在故意投我所好。帝王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朕已经下令把球烧了，希望那些胡人不要总以为能打探到我的心思。同时我也要自诫。”（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 情，亦因以自诫。）仔细品味这则小故事，高宗似乎是在借题发挥，警告身边的大臣不要企图糊弄他。

　　也是在永徽三年，高宗向大臣询问起国家的户口情况。户部尚书高履行（长孙无忌的表兄弟）告诉他：去年全国户口增加了十五万，总数达到三百八十万，但是隋文帝开皇年间，户口有八百七十万。这是个让人郁闷的汇报。经过了整个贞观时代，加上永徽的前三年，唐朝的户口数量尚不及隋文帝时的半数。大唐君臣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