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12-01 13: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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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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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冲击门阀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两句诗，不无伤感地地反映出唐朝时豪门士族的衰败。诗句中的“王、谢”，指的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是两晋时期南方的一流士族，但早在南北朝时就已逐渐衰败，到唐朝时大概只留下美丽传说了。
　　但北方士族直到唐朝依然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以家法门风著称的山东“五姓”，既崔、卢、李、郑、王这五个山东郡望，还是那么牛皮哄哄。士族阶层维持自己的地位，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婚”，二是“宦”，也就是靠互相联姻和做官。到了唐朝，别看这五姓的子弟做高官的已经不多，但在婚嫁方面却极为自矜，基本上是内部消化。外人如与他们联姻，一般情况是门第较低的男性求娶五姓之女。这时五姓女的身价就要大大上涨，“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旧唐书）

　　李唐皇帝对这些山东士族一直就瞧不顺眼，不免要动用皇权，出手打击这些士族高门的社会威望。早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就命高士廉、岑文本等大臣重新编撰一部谱牒，把天下名门望族的族谱重新整理一遍，去伪存真，顺带重新排排高下顺序，以此来制止某些高门大姓嫁女时乱收聘礼的歪风邪气。
　　这份新的谱牒，就是贞观《氏族志》。不过高士廉等人搞出来的第一版《氏族志》，依然把属于博陵崔氏的崔民干家列为第一等，大摇大摆地排在李唐皇族之上。太宗十分气愤，给了个差评，打回去命令重写。太宗对高士廉等发牢骚说：“我跟山东崔、卢、李、郑等家没什么私怨，只是这几家早就衰落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还这么看重他们？难道我朝的有功之臣还比不上他们吗？你们是瞧不起我朝的官职品秩吗？”高士廉等人挨了一通批评，重新编修，最终《氏族志》把李唐皇族排在第一，外戚次之，崔民干家降到了第三。

　　按照太宗的本意，新编的谱牒应该着眼于提高当朝勋贵的身价，“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可是最终定稿的贞观《氏族志》只是个妥协的产物，虽然抬高了皇帝和皇后的家族，但本来的高等门第依然是高等门第。直到唐高宗时代，继续冲击旧的门阀秩序，推出了另一份谱牒《姓氏录》，才算是真正贯彻了太宗的“重今朝冠冕”的精神。
　　（待续）
　　日期：2015-12-02 12: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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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31）冲击门阀－－02
　　按照太宗的本意，新编的谱牒应该着眼于提高当朝勋贵的身价，“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可是最终定稿的贞观《氏族志》只是个妥协的产物，虽然抬高了皇帝和皇后的家族，但本来的高等门第依然是高等门第。直到唐高宗时代，继续冲击旧的门阀秩序，推出了另一份谱牒《姓氏录》，才算是真正贯彻了太宗的“重今朝冠冕”的精神。
　　高宗在显庆四年推出的《姓氏录》，把皇后（武家）列为第一等。同列一等的还有另外几家，都是居官一品的人家，诸如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第二等为文武二品官、以及三品知政事者；以下以此类推，根据官品高低，一共列了九等。凡是朝廷中的五品官，都排进了这份谱牒，所谓“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对原有的门阀秩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隋末唐初一直是个重新洗牌的时代，若干寒门庶族子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气运气，不但跻身于朝堂，还荫及子孙，现在又能在《姓氏录》中露个脸。原来的士族高门正好倒过来。他们早已不再是官场的宠儿，在这份新谱牒中恐怕连号都排不上了。《姓氏录》在民间所受到的抵触也就可想而知。有人讽刺这份谱牒是“勋格”，也就是功劳簿。那些榜上有名的缙绅士族子弟则纷纷做羞愤状，表示不想跟那些新晋的寒门大臣搞在一起。《唐会要》说：“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

　　伴随这份新谱牒，高宗又抛出了两项新政策：第一是禁止几家名门大族联姻，第二是要求高门嫁女时不许多收彩礼。
　　显庆四年十月，高宗下了一道禁婚令，特别对几家大户人家点了名，包括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等，一共七姓十一家，命令他们不得内部互婚。高宗又下诏限制彩礼数额，高门嫁女时向男方索要的聘礼，三品以上之家嫁女，聘礼不得超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的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的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又规定，这些聘礼都要充作出嫁女儿的嫁妆。（唐会要）

　　高宗有关高门嫁女的指导政策，完全是一副为庶族中后起之秀撑腰打气的姿态。旧有的士族门阀靠婚姻维持社会地位，高宗的两道诏令就是冲着他们这一条来的。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对皇帝的圣旨进行了强烈抵制。有些高门大姓干脆不嫁女儿，有些是偷偷摸摸把女儿嫁入门当户对的人家。被高宗点名的七姓十一家更是反其道而行，以“禁婚家”自诩，借着皇帝的诏令给自己打广告，愈发地抬高了身价。估计后来高宗也没有办法，那些禁令是不了了之了。

　　高宗与士族门阀的这些摩擦，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初唐时期的风貌，这就是门阀士族在土崩瓦解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不可能有回头路了。与两晋时代门阀鼎盛时期不同，初唐时，皇帝已经不需要这些高门大姓的支持了，而士族门阀内部也已逐渐衰败。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让官修的谱牒能以《姓氏录》这样强硬的姿态出台。这份官修谱牒不但大大提高了当朝皇后武氏的门第，而且对旧有秩序的冲击更为彻底，完全以官职品阶这个硬指标为准。

　　站在高宗《姓氏录》背后的，还是这几位老熟人－－武则天，许敬宗，李义府。正史上说，高宗下诏修改贞观时的谱牒，而许敬宗就趁着新修《姓氏录》的机会，对武皇后溜须拍马，攻击前朝的谱牒没有把武皇后的本望列进去。李义府呢，则挟报私仇，因为前朝谱牒没有把他家列进去，就趁机报复，在新谱牒出台之后又上奏高宗，把旧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烧掉。
　　但不管怎样，如果没有皇帝撑腰，新谱牒是不可能出台的。武则天利用这份《姓氏录》让武家位列一等，而高宗亲自为《姓氏录》做序，说明他完全支持其中的内容。反过来看，或许正因为有老婆在旁边大力支持，所以高宗能够走得比太宗更远。
　　在打击门阀这件事上，高宗、武后、许敬宗、李义府，夫妻君臣之间配合得十分默契，其实他们也各有各的出发点。高、武二人并非要完全废除等级秩序，只不过是以一套新标准代替旧标准。《姓氏录》的大方向是加强皇权，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许敬宗则是一向跟着高宗走，替高宗办事。
　　李义府又是另一类人物。他的门第观念很强，恨只恨自己没有投胎到高门。做了宰相之后，李义府便搞出了一场“合谱”闹剧。他找到同僚李崇德，说要跟他家合并家谱。李崇德出身赵郡李氏，是民间公认的一等门第。李义府跟他家合了谱，自己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赵郡李氏”。可是到了显庆三年，李义府因为和另一位宰相杜正伦不和，被高宗贬为普州刺史，离开了京城。这次贬官时间并不长，显庆四年他就又被召回了朝廷。可是就在这期间，那位李崇德居然露出小人本色，把李义府的名字从家谱上剔除了。可能正是这种来自高门士族的羞辱，促使李义府全力支持高、武的《姓氏录》。正史上还说，高宗的禁婚令也是在李义府的撺掇下颁布的，因为李义府想跟几位高门望族结为儿女亲家，但惨遭拒绝。

　　高、武扳倒长孙无忌一党，打击了把持朝廷的关陇贵族，又新修《姓氏录》，意图冲击在民间享有威望的山东士族。他们不光是打击旧势力，还要扶植新势力。科举制度在高宗一朝得以发挥更大作用，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