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7-31 21:18:07
　　10.从传说回到考古
　　咱们洋洋洒洒从禹开始聊了十来篇的内容，夏部落时代的传说似乎显得很丰富多彩。扯了这么多，那么到底夏这个部落或者后期的夏这个中央之国是否存在。他是真实历史的存在，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以讹传讹传下来的所谓夏朝，还是后世的人们臆想出来的呢？
　　没有考古的结果，无论俺们再怎么判断，也无法判断出这些传说到底是传的面目全非的口传历史，还是后世人们不约而同的虚构。
　　大中原的龙山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基本进入尾声，接下来的时代要让位给二里头、下七垣和岳石三大文化。
　　二里头文化因伊洛盆地偃师县境内的二里头村遗址而得名，原因在于不断的考古成果发现，豫东豫中豫西、晋西南和关中的一系列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以二里头遗址最为丰富，并且可能以二里头为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从4300年前左右延续到3500年前左右，跨度800多年，然而这并不代表二里头文化也是这么长的跨度。二里头遗址的早期还属于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到4000年左右才进入二里头文化时代。
　　二里头文化按照陶器的特点划分成了四个时期。

　　一期还保留着龙山时代的陶器特点，黑陶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之所以与龙山时代区分开来的原因，是这个时期的褐陶比例很大。二期的黑陶比例已经明显减少，纹饰上更进一步退化和减少，以绳纹为主，其他纹饰明显减少了。
　　三期的特点是陶器大部分变为浅灰陶，鼎、深腹盆、甑等一二期的器型还在沿用，但是已经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二里冈文化陶器接近的新器型。四期的特点就是，旧的器型明显减少，新的器型明显增多。
　　三期和四期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青铜制品大量出现，而且已经有了冶炼青铜的相关遗址。二是在城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宫殿遗址。
　　这就反映出一个现象了。从龙山文化结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就逐渐在走纹饰退化、陶器质地退化的路线。如果说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纹饰退化彩陶消失，但是陶器的质地却最终进化成为黑陶，这种选择尚且可以理解，而二里头时代纹饰和质地全面退化，就不可理解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三期四期大量出现的青铜制品就可以解答我们这个疑惑了。当人们可以用青铜器来逐渐替代陶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追求陶器的质地精美纹饰华丽呢？
　　咱们得明确一个常识，无论是仰韶时代还是龙山时代，那些最纹饰最华丽、质地最精美的陶器，不是随随便便的部落成员就能使用的，它必然是部落的上层所使用，也就是贵族们所使用。
　　当贵族们有能力使用青铜冶炼制造技术来制造更加精美而且主要是耐摔的青铜制品时，那些原本精美华丽的陶器必然被淘汰。然而平民阶层在还无法享受到青铜技术带来的方便时，只能继续使用陶器。然而有因为平民阶层并不掌握贵族原本拥有的精美陶器的制造技术，所以最终就形成了平民继续使用粗制滥造的陶器，而贵族阶层转而使用青铜器的局面。随着青铜的使用范围逐渐向中层渗透，剩下来使用陶器的人群掌握的陶器技术也就越来越差。

　　这就能解释二里头时代陶器质地和美观两方面都在退步的现象了。
　　然而这和传说中的夏有啥子关系呢？不急，我们不妨先搁置一下二里头文化其他更多的内容，再来看一看它东面的邻居，淮鲁地区的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大约从距今3900年开始延续到3600年前左右，覆盖整个山东和苏北地区，向北延伸到渤海湾地区和冀中南的下七垣文化接壤，向南延伸到淮河沿线，向西抵达豫东地区，和二里头文化紧密接壤。
　　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两方面都衰退的情况类似，从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原本精巧秀雅的黑陶文化陡然转变成了粗犷草率和精致并存的非黑陶文化。
　　相比龙山时代，岳石的陶器不仅仅是黑陶的比例急剧减少，质地和器型上也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质地上，原先选土严格的泥质黑陶、白陶、黄陶等等优质陶器占主要比例，衰退成了夹砂陶占主要比例<60%~70%>，不战主要的泥质陶烧制的火候也比较低，导致看起来是黑陶灰陶的陶器，实质上是黑皮陶和灰皮陶，普遍存在没有烧透的夹心。
　　在器型上，原先的时代以精美的小器型为主，而岳石时代则以较大的器型为主，大型的罐、缸、盆、钵、鼎、鬲等等。较大的器型导致制作方法上无法采用快轮制作，所以比较原始的泥条盘筑慢轮修整的方法又重新出现了。
　　如果说二里头的黑陶的衰落有一个又一个阶段的缓慢过程，岳石文化的陶器则是突然性的骤变。
　　这种骤变的因素如果说是像二里头那样，因为青铜器的发展而导致陶器衰落，那还可以理解，偏偏岳石文化直到晚期才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制品，比如尹家城遗址中的小件铜刀、铜箭头、铜锥等等，是岳石文化自己冶炼制造的还是通过贸易从二里头文化下的各方国、部落中获得的，未可知也。
　　但是伴随着岳石文化晚期少量青铜器的出现，岳石文化的骨制、石制工具反而更加的发展，而且这些青铜器恰恰主要就是石制工具的金属化，像陶器那样的容器还并没有出现。
　　何以石器骨器在铜器出现的情况下风头不减，陶器反倒衰落了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考古发现岳石文化下的较高的聚落密集度有一定的关系[1]。较高密度的聚落意味着比较密集的人口，就意味着生存资源的紧张。岳石文化下的东夷各部被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开垦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猎捕更多的猎物和鱼。所以岳石文化下的石制农具和骨制捕猎用具更加发展，青铜器也主要集中到刀和箭等生产猎杀工具上来。
　　而且更多的人口比如需求更多的陶器，使得一方面投入陶器制作的人口减少，一方面陶器的需求量又增大，使得无法流水线生产的陶器制作不得不走粗犷草率的路线。
　　然而这一说法毕竟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解释固然再合情合理，也不能完全确定，人口的增加和陶器的衰落有必然关系。
　　但是如果，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另一方面却是不断的和外部爆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美的奢侈的技术因为无法与长期战争下的生活相适应而被抛弃，这就更加合情合理了。
　　试想一下，前一个因素多半只能导致人民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陶器技术，比如镂孔和蛋壳陶，以及适当的多采用技术还可以的泥质灰陶。然而长期的战争导致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消耗在了战争上，人民更加没有精力和资源来投入陶器制作，使得粗犷草率的器型和纹饰逐渐出现。甚至，战争有可能毁掉很多部落的制陶技术，使得一些拥有相当水平的制陶工人成为战争的俘虏甚至牺牲者，导致传承人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导致岳石的陶器最终返祖到了夹砂陶和夹生的陶上了。

　　但是这仅仅这是推测，依旧不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