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邪教的区别是信仰信的是人化的神，邪教信的是神话的人。上帝不需要后宫，不需要钱，也不会来管人世间的俗事。而神话的人却离不开女人，邪教教主却总是要和千方百计和尽可能多的女信徒发生关系，还要生儿育女，还要贪污腐化堕落。最重要的是神是永生的，而皇帝再伟大也是要死的。所以教主死了神话也随之破灭了。
　　 宗教和科学的区别就是科学可以通过试验来检验。宗教讲的是一个以前和以后发生的故事。就是说曾经多少年前出了一个伟大的先知，他预见到了几百年后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世界末日，大同世界，极乐世界等等）。但你绝没办法现在就重现（display)这个故事。而科学讲的是一个可以不断重复检验的现象。万有引力是否存在，立刻拿一个苹果网头上抛看会不会落下来就知道了。而什么主义是不是会实现，可能等大家都死了也没有办法检验。所以，真理和科学有关，宗教和真理无关。
　　 真正的信仰发自内心，信仰是每个人内心的一个标准，叫良知，叫良心也可以。它不依赖于外界的人和事物而存在。所以说上帝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每个人的信仰只和自己有关，信什么和别人无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人只需要对他的良心和上帝负责，与他人无关。而邪教一定依赖于外界的人和事物。就是说有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先知或教主存在，还有一个统一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存在，所有人不能违反，不然就要遭到惩罚。如果那个教主死了或统一的标准破灭了，所谓的信仰也就完蛋了，纳粹德国发生的事就是这样。
　　 愤怒青年总以为前苏联的动荡是因为改革和民主引起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应该看到所有的矛盾都是在以前几十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就早已积累的。历史发展总有它的规律，如果今天不让这些矛盾暴露出来，明天可能就会以更强烈的形式爆发。这就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所发生的事，稳定了几百年，最后总以彻底崩溃和剧烈的战乱死人作为代价。
　　只要是人就没有人谁能免俗。所谓寡人有疾而已，愚蠢的只是那些年轻人非要把这些凡人想象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然后来加以信仰和崇拜。
　　 可能只有神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可能只有神才掌握着真理。而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神，所以只有想方设法把自己神化，并让老百姓处于愚昧状态无法反驳。但最终他们还是不可能是神，最多只能是假神。
　　每隔两百年发生一次大毁灭，历史的怪圈总是一再重复。当年朱元璋，李世民，也没有一个不是曾想要经励精图治的。但最后走向衰亡却是无法避免。这个在西方人看来叫做“中国朝代更迭怪圈”。所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必然要造就一帮脑袋空空的愚民。而这些愚民没有兴趣去认真钻研知识和科学，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反而满足于那些自欺欺人的民族集体自大情节。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那么除了上帝以外，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真理。还有一点，如果谁说他自己发现了真理，那么他就只能是神仙，因为他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几百年后的东西，几百年后都不能违反。那我们肯定不是和他平等的了。所以相信人人平等就必然不能承认有绝对真理的存在。
　　 信仰就是信。无外乎信什么东西。但真理和信仰是相互矛盾的东西。我完全不相信什么绝对真理。如果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读大量的书，需要人本身个性的发展。不然是讨论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愚昧来源于无知。最重要的是判断能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就会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如果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就不要谈什么真理。
　　 曾经为了建立一个王朝死了多少人并不能说明这个王朝就取得了合法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建立明朝，清朝也死了那么多人，那清朝也必须永远维持下去了。
　　 如果大家研究过西方的政治学，想必会明白，一个现代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暴力而是来源于民意。没有民意怎么证明大多数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
　　 只有中世纪的政权才是以死人多少来取得权威的。
　　 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知识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进步的，并不是说以前的有那么多农民自愿死于那些改朝换代的战争，这些农民就比我们现代人认识了更多的真理，如果他们比我们更聪明，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读大学读研究生了，读了半天还没有那些舞刀弄枪的人强。现代人讲的是知识的交锋，是智慧的交锋，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真谛。而不是谁不怕死，谁敢玩命，谁更敢于先使用暴力，那不成了原始人了。所以我从不相信那些拿死人说事的人。暴力革命就是这样的，打赢了就是真理，成者王侯败者寇，死了的人再多道理也没有用。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要珍惜生命，每个人只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一次，真理决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所以说要民意而不是暴力夺权。另外，最不喜欢那些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了，如果是和外国人打还有道理，但每次内战打死的都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平民。如果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死那么多人，那才是问题。这不是文明人的方式，更和真理无关。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件东西是否是真理完全不在于曾经有多少人死于这个真理。如果是那样纳粹主义，希特勒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真理了。检验真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证伪”。如果要了解关于真理的知识建议可以读读哈耶克和波普的书。为什么西方人相信波普，你没有读过当然不会懂了。所以我说知识会提高我们的判断力。除非我们中国人天生要比那些获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的欧洲人更聪明。不然就是扯淡了。
　　 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那么只能说那些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都比我们智商低，因为只有我们认识了那个真理，而西方人自己反而只信上帝。
　　其实美国真正强大的不是有没有钱。而是它的思想体系。如果说我们象美国一样强大，台湾人想来投靠还来不及，何必需要武力统一。只听说有中国人跑到美国不回来的，还没有听说美国人来了中国也不想回去的的。所以自欺欺人是没有用的。美国人先有了思想才建国，才发展经济的，才强大的。还没有听说谁是先有钱后有思想的。所以只讨论技术讨论赚钱，而不谈思想言论，就不会有有创造力的人，也就不会有发达的经济 。
　　制度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做”囚徒困境“，非常耐人寻味。“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
　　两个囚徒被丨警丨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丨警丨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丨警丨察合作)。
　　这两个囚犯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
　　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
　　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
　　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
　　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而且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
　　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出狱的幸运者了。
　　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最终价值观念缺失，金钱代替了价值。
　　就如弗洛姆所说：当人们努力去获取财富，不停寻求那似乎是自己的利益时，他便失去了他的灵魂，也就是丢失了自我。 当人们只知道追求一己私利，追求钱财，权势，就成为了一群彻底异化的人，片面的人。
　　我相信没有信仰和精神堕落的人终以相互背叛而收场。在一个没有信仰和信任的社会，可能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囚徒困境中，要么背叛别人要么被别人所背叛，最后所有人将因此付出代价。
　　但现在有一些人身处困境而浑然不觉，满足于与和那些比自己处境更糟糕的人相比较而沾沾自喜。
　　
　　 其实制度经济学还有几个重要的命题：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好的制度使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使好人做坏事。
　　使人信守诺言的,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制度.
　　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能他在这个问题上说法是错误的。经济的核心是金钱，而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权力，金钱能决定权力，权力当然更可以控制金钱，经济的自由化也并不就意味着权力也必然公共化。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私人物品。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上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上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
　　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
　　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
　　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政治家的目标是谋求社会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什么两样，一个人无论是做总经理还是当部长或当清洁工，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预先假定了官僚一定比企业家天生要高尚而且绝没有一己私利，根据这个前提所设计的制度才是造成一切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市场经济中，你对一个企业家不满意，你可以不买他的东西来让他破产，而你对官僚不满意你却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必须设计一个制度：它可以让老百姓象对企业家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一样对官僚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才是防止腐败的关键和实质。
　　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他人来“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
　　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哈耶克则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
　　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再没有出过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到今天更少有认真研究学问的或对学问感兴趣的,都快成了没有思辩能力的经济动物了。所以反对任何整体论的想法,正是这种整体论的想法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只有差异和多元化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从历史来看,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科学或艺术的进步发生在那些强大的帝国.
　　很多人一天到晚挣钱,以为那就是生活的意义,其实钱并不能流传后世,而只有思想才能够永远流传.
　　价值可能才是人的本源，也是人类一切文化传统和社会文明的基础。世界上多种终极价值并存,各种流派风格无法进行比较,价值不是真理,价值反映人的情感和需求,而人的情感并没有高低之分,价值不是科学,所以也不存在后来的否定前面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之说。
　　康德说得好,人本身就是活着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次,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将来的某个理想中的世界而牺牲自己这一生的幸福.当然最没有价值的就是为了所谓的绝对真理而浪费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唯一的一次作为一个人而生活的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