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纷乱，政治风险无处不在。当时一批来自南方的名士，早就看破时局：司马氏王族都朝不保夕，更何况他们外地人呢？南人张翰，见秋风乍起，感叹说：这是品尝莼羹、鲈鱼脍的季节，不如回江南吧。说走就走，立即回老家了。
　　南人顾荣看出了朝廷的纷乱和杀机，于是借着天天喝醉，不理政事，以避开政治纷争，他也劝陆机政治有风险，入朝须谨慎，最好是远离官场。陆机望着滚滚红尘，痴痴情深，看不透聚散终有时。为了报答司马颖的救命之恩，陆机于是进入了司马颖的大将军府。
　　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机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司马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
　　顺便提一句，司马颖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排斥异己，欺上瞒下，巧夺豪取，把政治弄的污烟张气。宦人孟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完全是一个“嬖竖”小人，是通过在生活上照顾司马颖以固其宠。就是这样的阉宦凡品，其权力欲却极盛，成为成都王幕中最为关键的权臣。

　　孟玖曾向司马颖提出，让自己父亲去做邯郸县令。卢志都不敢反对，随声附和。陆机却说：邯郸县令一向是有名望的人担任，怎么能让宦官的父亲去当？孟玖大怒，恨之入骨。
　　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吴人戴渊劝陆机辞官返回吴地，他没有听从。权力好比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投身权利场，饮出一点味道了。
　　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即将开战，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陆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司马颖对陆机说：“如果事情成功，封你为郡公，任台司之职，将军你要努力啊！”陆机说：“从前齐桓公因信任管夷吾而建立九合诸侯之功，燕惠王因怀疑乐毅而失去将要成功之业，今天的事，在您不在我啊！”

　　在这里，陆机以管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
　　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内心嫉恨陆机得宠，把这句话予以借题发挥，对司马颖说：“陆机自比于管子、乐毅，把您比作昏君，自古以来命将派兵，没有臣子欺凌国君而可以成事的。”

　　司马颖派兵进攻司马乂的时候，作为统帅的陆机，文采是没话说的，但是论起军事才能，他身上根本找不到其祖其父的影子。军队列阵出发，从朝歌至河桥，鼓声传数百里，长沙王司马乂挟持惠帝与陆机在鹿苑交战。尽管陆机手下人数是司马乂的几倍，但军队还是大败。赴七里涧而死的士兵如同积薪，涧水为此不流，将军贾棱也战死。
　　但所有人的命加起来不如一个人值钱，那就是孟超，孟玖的弟弟。孟超率领一万人任小都督，还未交战，就放纵士兵掳掠，陆机逮捕了主凶。孟超带铁骑百余人，径直到陆机麾下抢人，回头对陆机说：“貉奴（北人对南人的蔑称）能作都督吗？”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了他，陆机不同意。孟超公开对众人说：“陆机将要谋反。”又给孟玖写信，说陆机怀有二心，不赶快决战。作战时，孟超又不受陆机管辖，轻易率兵独自进军而覆没。孟玖却怀疑是陆机杀了他，于是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有异志。

　　司马颖大怒，让人秘密逮捕陆机。陆机这时候才明白，巨大的政治风险已经向他袭来，于是给司马颖写了一封信，言词很凄恻。没多久，陆机在军中遇害，时年四十三岁。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也一同被害，弟弟陆云、陆耽也随后遇害。陆机遭人陷害，士卒的感到痛惜，没有谁不为此流泪。
　　三百年后，唐太宗在《晋书·陆机陆云传》论中对陆机之死深表惋惜，并探究其死因说：“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在这里，唐太宗将陆机兄弟之死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不通进退之机变，二是“三世为将”，注定受祸。
　　四百年后，唐代诗人李白的《杂曲歌辞·行路难》也感慨道：“陆机才多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叹出了陆机宁可在乱世的漩涡中浮浮沉沉，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也不看穿官场急流勇退的心情。
　　唉，当年如果始终与华亭鹤唳相守相伴，怎么会有今日之祸呢？历史记载，陆机被杀当天，白天大雾弥合，大风折断树木，平地积雪一尺厚，天下喊冤。

　　日期：2015-07-15 05:43:36
　　十五、人要活在自己的良心里
　　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拉蒙纳斯
　　读晋朝历史实在有些窝心，这种窝心程度远远超过宋朝，宋朝的软弱低能是透顶的，尤其是军事，但是他的皇帝和臣子们还是有所作为的。看晋朝，皇室的昏弱，官员的清谈，国家的动荡，外族的入侵，百姓的苦逼，实在不堪一提。所幸的是，其中还有一些人可以说说，他们是晋朝的三位汉子大臣，这让我们或许感到一丝安慰。

　　做人要知恩图报，恩怨分明。西晋大臣向雄的这个特点让我们羡慕。
　　向雄起初在郡中担任主簿，和河内太守王经是上下级关系，两人关系非常融洽。王经死的时候，向雄在东市扶尸痛哭。市人看到他悲痛的样子很是动容。后来刘毅任太守时，有一件公务并未牵涉到向雄，而刘毅无端向他大发脾气，杖责向雄并把他赶走。继任太守吴奋又因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将向雄入狱。是不是跟前任长官关系太好了，以至于影响跟后两任的关系，史书没说。
　　在这个时候，司隶钟会把向雄从监狱里放出来，并任命他为都官从事，后来钟会阴谋反叛，被乱军杀死，无人收殓下葬，向雄为他收葬掩埋。这事被司马昭知道了，召见向雄并责备他说：“以前王经去世，你在东市哭他，我不问罪你。现在钟会叛逆，你又收殓安葬，我如果再宽容你，把王法用到哪里？”
　　向雄回答道：“钟会叛逆已经伏法被杀，他也算得到了惩罚。以前，他曾有恩于我，我现在知恩图报为他收葬，不使他暴尸荒野，也是符合义的教化。立法者当然应该行使法令，而民间也应该弘扬道义，您有何必让我在忠义之间如此艰难地选择呢？您现在连一具枯骨都要仇视，让他抛荒在野外，将来那些仁人贤士谈到此事，他们难道就不觉得痛惜吗？”司马昭听后很高兴，与他交谈并饮宴后才让他回去。

　　后来，向雄累次升任至黄门侍郎。凑巧的是，他的两任太守吴奋、刘毅都升为侍中，一同在宫廷门下，向雄与他们从不说话。晋武帝司马炎知道后，敕令向雄应恢复府主和臣属的友好关系。向雄迫不得已，便到刘毅家里，拜见之后说：“我是受诏而来，但是我们之间的情谊已经断绝了，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