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苏峻的参军任让被俘，有人为他求情，晋成帝怒不可遏：“此人杀我侍中、右卫，罪大恶极，决不可赦。”
　　苏峻本非门阀士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士族联合击败。他不是捐躯在抗胡的路上，而且献身于东晋内部叛乱，可惜了。
　　从苏峻不杀王导，可以看出人性的怜悯。中国的封建王朝，只要有一点点的人情，就会败下阵来。在宫廷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力欲胜过人**。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时，我们看到的是往往只有权欲。
　　也许是经历了惨痛失败，庾亮开始有所收敛。庾亮表示要谢罪，但小皇帝说，这是国家的劫难，并非舅舅的过错。没有任何处罚，还尽是安慰，这一笔轻描淡写，给后来的朝政又埋下了隐患。

　　从庾亮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做人的一个轨迹。从见自己到见天地，是往上走，这个阶段的人的气场是张扬的，豪迈的，甚至霸道的，不可一世的。从见天地到见众生，是往下走，越来越卑微，身段越来越低下，低到泥土里。这个阶段的人的气场，是谦和、深邃、淡然的。
　　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几成废墟，民生凋敝，怨声载道。324年，王敦之乱被平定，仅仅过了三年，327年，东晋又发生苏峻叛乱，又花了三年，被平定。七百年之后，跟苏峻同姓的苏轼是这样描述的：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灭烬。
　　确实，对于脆弱的建康来说，曾经的伤痕还没有弥合，又撒上一把盐，那伤口的血还一滴滴往外流，这种痛还将延续多久？谁来拯救？
　　日期：2015-07-30 20:59:24
　　三十二、陶侃，千年不衰的家道
　　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贪，居官清廉。----- 曾国藩
　　苏峻叛乱被平定后，满朝文武弹冠相庆。
　　庆功宴会上，一位将军模样的人正举杯跟手下的人畅饮。他的酒量很不错，但他每次只喝三杯酒。有人向他敬第四杯酒时，将军说:“对不起，我今天饮酒已经足量了，不能再饮了!”对方有些不高兴，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该开怀畅饮！我看得出您有海量!”想不到这时将军却哽咽着说:“实在对不起!家母生前曾给我规定，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

　　说这话的将军正是在平定这次叛乱中被各路勤王军队推举为盟主、立下汗马功劳的荆州刺史陶侃。东晋史上，绝大部分的人物给人印象模糊，哪怕稍有印象的也无非是傻傻的皇帝和精明的权臣。其实，还有很多的名臣名将都可圈可点值得一读，比如眼前这位陶侃，他为什么能功成名就而又全身而退呢？他为什么能被后人列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呢，这一切，都来源他良好的家教和淳朴的家道。

　　陶侃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母亲纺纱织布抚养长大。陶母对孩子要求很高，从小培养孩子要有远大抱负，经常资助他多出去结交有身份的人，后来陶侃到浔阳县城做了一名县吏。

　　有一次，浔阳县衙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批评他说:“饮酒无度，怎能指望你刻苦自励，为国家建功立业呢?”陶侃羞愧难当。事后，母亲要求他保证：从此严于律己，饮酒不过三杯。
　　陶母对陶侃的教育不止于此，也是陶侃在浔阳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纹丝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陶母对儿子很严格，但对客人却是异常热情。一次，鄱阳郡名士范逵途经陶侃家。那时正好大雪纷飞，仓促间陶侃没有准备，他母亲于是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别人，换得酒菜，客人畅饮极欢。范逵告别时问陶侃：“你想到郡中去任职吗？”相当于把他从县里推荐到市里。陶侃毫不避违地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推荐陶侃。张夔很欣赏陶侃，封他为督邮，相当于市里的纪委书记，陶侃干得不错，有声有色，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没多久升任主簿，相当于市委秘书长。

　　陶母教导对陶侃影响很大，他从县吏起家一直做到荆、江两州刺史，掌管其他六州军事，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在他戎马生涯的四十余年中，一直保持着清廉、隐忍、大度和有为的作风。
　　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时，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那年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在秋熟收获之时常买米，等到饥荒时又减价卖出救济。使得官民欢悦，都依靠他救济得以生存。因此史书上记载，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王敦掌握朝政后，对能力不错的陶侃很是嫉妒和排斥，便把他从荆州刺史降为广州刺史。当时广州是后方的二线城市，跟荆州这个军事经济重镇自然无法相比，地位悬殊明显，身份落差大，但陶侃没有怨言，欣然接受了新的职务，去广州上任。在任上他依然兢兢业业，韬光养晦。他在广州时有一件事很有名。早上总是把一百块砖头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搬到书房里，每天如此。别人感到很奇怪，问他这样折腾为什么啊？他说：我的志向是收复中原大地，如果悠闲安逸的生活过惯了，就怕一旦遇到大事恐怕我就没有精力了啊。

　　后来，晋明帝驾崩了，庾亮掌政，跟王敦一样，也嫉妒陶侃，所以没把他列入辅政大臣，他对此深感遗憾，并同时对庾亮产生了看法。后来庾亮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苏峻的叛乱。惊慌失措的庾亮委托温峤向陶侃求援，陶侃当然也有小脾气：我的职责是保卫驻地平安，出兵勤王不是我的事。但说归说，面对国家有难，朝廷有危，陶侃还是不计前嫌，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一边，并在温峤强烈推荐下担任了联军的盟主，答应出兵攻打苏峻，而且那天是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连自己儿子陶瞻（被苏峻叛军所害）的丧礼也来不及参加，最终，在陶侃的及时援救下，在石头城大破苏峻，平定了这次叛乱。

　　知恩图报，对帮助过他的人一一予以回报。这也是陶侃传承家道的表现。领导张夔的老婆生病了，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僚属们都感到为难，唯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大家都佩服他的礼义。后来在封疆大吏的岗位上，陶侃又任命张夔之子张隐为参军，范逵之子范珧为湘东太守，以刘弘的曾孙刘安为掾属。凡是他微贱时受过别人的恩惠，哪怕是一餐饭他也必定报答。这就是陶侃的做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