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甚者，偏爱于虐待胡人奴隶。
　　小皮鞭一甩，打得匈奴小婢哇哇大叫，泪眼婆娑眼巴巴地模样，让人心生怜惜，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歧视、压迫、耻辱，这些种种不平等的待遇造成了当时胡汉间的隔阂和对立，激化了民族矛盾。
　　刘猛的反叛，仅仅是吹响了反抗的号角，虽然他失败了，但他所带动的连锁反应是刘猛也都想不到的。刘猛的失败，一是败在了反叛过于仓促，手下人各怀鬼胎，人心不齐事就难成，再加上晋军刚在西北吃了瘪，不拿你出气拿谁？
　　找秃发树机能？开玩笑，打不过！
　　因此，刘猛被揍了，狠狠地挨揍了，还丢了性命，最后导致所率领的部落流离失所，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
　　刘猛败了，但胸有傲骨的匈奴人，从不轻易低头，也不会就此沉寂！
　　司马炎，你还是长点心吧，姓刘的匈奴高层你多留心吧！一不小心将成大祸！比如，刘渊等同志。

　　当然，作为后来人，我们知道匈奴人真的有了出头的那天，但是司马炎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就按照着它特定的轨迹走着，无法被改变。
　　日期：2016-05-10 21:22:26
　　第十七章 民族矛盾诱因
　　(1)

　　鲜卑人反了，匈奴人也反了。
　　为何西晋初年，会接连爆发民族冲突，导致反叛的事情发生呢？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那就我们来看看魏晋时期，中原政权是怎么对待北边这些游牧民族的吧。
　　自古,中国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
　　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
　　难道就因为这些民族住在偏远的苦寒地区，就要称之为蛮夷嘛？胡人，几乎是所有异族的标签。
　　自汉魏以来，中原地区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到了西晋时期，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

　　物极必反，量变会产生质变，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
　　没办法，经过三国之乱，中华大地上人口几乎达到史上最低值。
　　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缺人啊，特别年青男子，更是被重点掠夺对象。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
　　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圠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再加上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欲望。
　　吃不饱饭，靠天吃饭的日子真的很难过。
　　日期：2016-05-10 21:26:00
　　(2)

　　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
　　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
　　所以西晋大臣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蔠葐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

　　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公民，享受基本权利的同时还有相应的额义务，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
　　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
　　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
　　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

　　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司马炎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