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不能走上前去揭穿他善意的谎言，只能将感动铭记于心。
　　那天我正好没有课，不用去办公室，吃过午饭，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公寓，我说有条近路，翻墙出去五分钟就可以到家。
　　其实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有点打鼓的，对保卫处的领导说翻你们的墙，似乎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谁知他也幽默，贼笑着说：“学校有两堵墙都有近路可以抄，你准备翻哪个？”

　　我也总算明白了，翻墙这种事情，在印度压根儿不算作保卫工作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说翻后面哪个，他指了指综合楼的方向，说：“好的，你去那边吧，我回办公室了。”
　　看着他笑容可掬地离开，我心情豁然开朗，不光是因为解决了签证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布瓦身上，我隐约看到了圣雄甘地的影子，那是我心目中最圣洁的印度。
　　在任何污浊的酱缸里，总有那么一些“不识时务”的沅芷澧兰，他们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却始终固执地坚守着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他们也许并不精明，也不圆滑，这会使他们丧失很多完全可以信手拈来的利益，然而他们就像莲花一样，不染不妖，始终谦恭却又昂首挺胸地活出自己的精彩。所以，老人家的固执虽然常常让我头疼，但我依旧喜欢这份固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邪恶的势力占据多长的时间，乌云总会被正义一次又一次地驱散，荆棘丛生的淤泥里才终会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莲花。
　　是的，印度的国花——莲花！
　　至于签证问题，在布瓦的帮助下，算是勉强解决了，但解决的方法真的是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申请的是“签证延期”，是正当合理的延长期限，不管印度内部怎么折腾，总要给我一个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吧？
　　按照布瓦的说法，一般三个月之内会有回复，然而，我手握那份签证延期申请表，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正式的签证早已过期，三个月过去了，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我请求布瓦，帮我一次又一次催促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也一次又一次相同：“已收到XX所有资料，正在按照流程办理。”
　　我调侃说：“我的背景该有多么神秘，你们政府调查个一年半载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布瓦也放弃了，不再反复地催促他们，而是指着那份延期申请表说：“以后，那就是你的签证。”
　　于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待在印度的身份究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但没有办法，从此我用那张表代替了签证，办事、旅游全靠这张纸，以证明我好歹曾经申请过延期，不算“非法滞留”。我甚至就这样完成了在印度两年的工作……这蹊跷的印度政府办事风格，也算是一大特色吧。
　　特色的布瓦终究帮我搞定了特色的签证问题，然而，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布瓦还会和我打交道，因为更特色的剧情。

　　日期：2016-06-13 20:49:04
　　（二）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一早起来，发现卧室里日光灯坏了。当然，这是小事一桩，本不值一提，只是后面搞出了节外生枝的大事。
　　我白天一直在办公室，把问题用邮件反馈给了管理清洁工的塞勒什，请他找电工来修理。
　　下午回到家时，日光灯已经焕然一新，并且房间也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本应该小确幸一下，然而，晚上我从衣柜里取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我那时因为还没办印度的银行卡，现金无法存在银行里，就将它们放在衣柜中。面值一千卢比的现金，当时应该还剩下九十张，然而这次伸手一摸，却发现只剩下薄薄的一叠。具体一数，还剩下刚好二十张，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翻箱倒柜地寻找，没有任何踪迹，接着我又仔细回想我从到达印度伊始，所花费的各种开销，一一算尽，确实还应该剩下九十张！于是，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七万卢比不翼而飞！
　　门窗完好无损，隔离网依旧结实，一只鸟儿也飞不进来。毫无疑问，是内贼，是那些可以轻易进入我房间的IIT聘用的底层杂工们。当天下午有两拨人来过我的房间，一拨是电工，一拨是清洁工，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平心而论，这个事情，校方和我都要负一半责任，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如前所述，东西几乎都是坏的，不是不能用，只是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全部的家具，没有一个带锁的，唯一带锁的衣柜，偏偏门是坏的，关不上。我需要存放现金，但我没有叫校方特意为我换一个衣柜，一来我相信彼此的人品，特别是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应当对任何邪念心生畏葸；二来衣柜里面有很多格子，我把现金包在纸里面，裹在衣服里面，再盖上其他衣物，我相信这样的藏匿九成是安全的，甚至压根没有想过那些天天见到我都会热情招呼的清洁工会下这种黑手。

　　然而正是这一盲目自信，让那剩下的一成风险变成了现实。我瞬间更加读懂了人心，在贫困面前，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报应，一切的所谓信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防人之心不可无，贫穷而生盗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因为带着满满的使命感来到印度，就无视他们还有不少人仍旧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
　　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我压根就不可能判断出是谁盗走了那七万卢比。无奈之余，甚至还自嘲起来——那哥们大概怕我没有卢比无法生存，没有一扫而尽，留了两万卢比给我作缓冲。
　　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意义。此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悄悄吞下这个苦果，就此不了了之；二是通报给IIT，但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钱是肯定追不回来的，相反会惊动不少人，把这个事情闹大。
　　左思右想，还是作出了后一种决定：通报校方。我觉得有责任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管理上的疏漏，好引以为戒，为未来拜访IITGN的各位专家学者提供更好的财产保护。
　　于是我用邮件通知了雅什万德——那个第一天接待我的外事处负责人。他随即把邮件转发给了其他相关人员。于是，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校方领导高度重视，立刻责成相关部门成立了调查小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工作。
　　这个调查小组包括了雅什万德、布瓦和后勤处的桑托斯（Santosh），他们赶赴我公寓，表达了慰问，检查了现场，了解了相关情况并提出了建议。
　　是的，也只能这样，因为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我丢失了钱财，也不可能找出具体的怀疑对象，就算一一审问那两拨人，对方不承认也没办法。
　　布瓦的表态让我倍感欣慰：“作为一个千里迢迢来我们IIT工作的中国人，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遗憾。这不仅伤害了你，也会损害IIT的形象，损害印度的形象。作为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将引以为戒，把安全工作做好。”
　　老者的话语掷地有声，透露出他时刻关心着印度形象的赤子之心，这和我们致力于向外国人传达最好的中国形象的使命，不是异曲同工吗？
　　我说：“没什么，印度在我心目中仍然是可爱的，那个贼也是个人意志，不能代表IIT。”

　　之后，布瓦向IITGN全体人员通报了此次盗窃事件，并且要求对所有的公寓进行一次大排查，修理、更换所有放置财产的家具。于是这么一来，我就出名了，学院的正副领导都相继召见了我，表达殷切慰问、表达改善管理的决心。
　　没过两天，塞勒什叫上了所有的清洁工，把一个巨大的铁质衣柜送到了我的房间，他们一边气喘吁吁地吆喝，一边合力把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从底楼抬上五楼，那场景看得人忍俊不禁。
　　打那以后我办了一张印度的银行卡，把大量卢比存入卡内，仅仅在衣柜里留少量现金，并且时刻锁好，这之后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也常常忍不住在想，不管是谁顺走了这七万卢比，应该也足够他高兴一阵子了。他们作为最底层的劳动力，也许一辈子也不会一次性掌握这么多钱。这一票干下来，会用在什么地方呢？自己享受？寄给家人？或者当成宝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或许会把它们挥霍一空，或许会用于解决女儿的读书问题，老父老母的医疗问题，或许……有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更阴暗的泥淖。
　　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祝福他。
　　所以我后来碰到那批清洁工，仍然会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们也依旧如故地冲我致意，面不改色。
　　只不过，再后来的经历仿佛要告诉我，我的遭遇是多么小儿科。这些劳苦大众，虽然已经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但是在印度，他们还算有活可干，已经值得庆幸万分。
　　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将让我见识到它更加残酷无情的一面，那已经不是鸡鸣狗盗所能比拟，那是真正的罪恶，是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