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她温柔地说。
　　“谢什么呢？”
　　默然。
　　我沉溺在吻中，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老实说，被女孩献吻，还是头一遭。良久，我偏头，发现旁边没人。环顾四周，还是没人。
　　“王静。”我喊。
　　没回答。投江了不成？我担心。
　　“王——静！”我吆喝。
　　“哎！”头顶传来回应声。她上去了，身体前倾，趴在栏杆上。
　　“黄瓜，我搭计程车回去，不用你送。再见。”大声说完，消失在暗淡的光影里。
　　王静走后，我有点不习惯，坚持五天，搬学校去了。

　　遇见王静那年，我二十岁，在长沙读书已经三年。
　　学校在岳麓区，面积很大，围着高高的火砖墙。
　　进得大门，迎面一条笔直伸向图书馆的大道，同时通过两台推土机恐怕都不成问题，两旁的榕树浓荫蔽日。大道右边是教学楼，五层，两栋，左边是包括八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在内的多功能运动场，里面沙坑、爬高杆、单双杠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大道在距离校门大概五十米的位置，有个朝左的拐弯，把篮球场和足球场隔开，绕过综合楼，到得一个有林荫有石凳有石桌的广场样的地方。广场中间立一尊雕像，是一个执著于阅读的女生，坐姿优雅，胸脯尖得出奇。医务室、招待所、女生公寓和电影院遍布广场四周，教职工家属区也在附近。这里是A区。有ABC三个区。

　　我所在的男生宿舍位于校园东南角，是横线上的两栋五层建筑中更肮脏的一栋。宿舍楼后面，是开水房、澡堂，前面是集食堂和音乐协会于一身的方形建筑，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产物。穿过食堂的屋顶，可以从宿舍楼顶望见教学楼。这些建筑连同西南方的“南湖”公园一起，统称作C区。
　　B区包括多功能运动场，以及沿运动场呈逆时针旋转的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基地兼校办工厂和综合楼。
　　建成没几年的综合楼，是校园里唯一看得上眼的建筑，主楼十二层，副楼七层。主楼六层以下是教室，往上三层是计算机培训中心，顶层是记者协会和主持人协会操刀的广播站，中间两层空着。架在综合楼顶的学校全称，白天像一条大蛇的龙骨，夜幕降临，则发出缺笔少画的黄光，成为河西大煞风景的样本。
　　据说，综合楼没建成前，学校招生困难。建成后，请国务院的某某某题写了新校名，才扭转颓势。此事的真伪，看校门上方的署名便知。
　　总之，是一所二流大学，没有竞争力，没有名气，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进来。广告做得倒不含糊，有段时间，湖南经视的午间新闻播完，它便亮相二十秒，宣称什么“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学环境，一流的办学水平”，只差没说这里就是北大。开学典礼上，校长操一口不知所云的方言，食堂的工作人员吝啬至极，管理宿舍的老头耀武扬威，统统令人不快。
　　进到如同垃圾收购站的这里，是爸爸的主意。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高中落榜后，收到十三张录取通知书。爸爸精挑细选了一张，然后握着扁担，把我撵进县客运站，拽上长途卧铺，逼来这里。只要在这里待足五年，即可将专科文凭搞到手，再说爸爸许诺每个月多寄五十元生活费，我也就忍了。
　　日期：2016-02-18 18:24:35

　　第二章　青梅竹马
　　说说我家，有点特别，特别得相信的人寥寥无几，吹胡子瞪眼的却大有人在。可都是事实。而且不将这些事实描述出来，张娣就无从谈起。
　　我爸爸是苗寨的农民，妈妈也是。两人有过一对儿女，文丨革丨期间染上“二号病”，死了。多年后，我的出生又要了妈妈的命，脚先出来，难产。
　　妈妈死得太冤了。这是获悉死因后我的感言。她不该怀孕，三十三岁，属于高龄产妇，此其一。其二，苗寨没有医院和剖腹手术，只有剪生婆和草药。其结果，痛苦挣扎一夜，断气时咬断了舌头。

　　若干年后多了个妈。后妈进门那天，抱起我，说喊妈，我只喊姐。她的年龄确实不大。后来听别人说，是一只不生蛋的鸡，这也是她进门的原因。人家是城里人，哥哥还是官儿呢。
　　那一年，爸爸三十七，后妈二十五，可谓老牛吃嫩草。
　　爸爸没有兄弟姐妹。奶奶生下头胎后，爷爷的蛋蛋没了，被来历不明的子丨弹丨打掉的。爷爷当时是土匪。
　　爷爷有三个哥哥。大哥跟随黄兴发动武昌起义，北伐期间战死于九江；二哥在红四军担任排长，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年，被坂田大佐的轰炸机炸飞了；三哥在国军某部充当不起眼的炮卒，一九四九年，和蒋介石去台湾了。

　　可能想到哥哥们在战场上都没写下光彩照人的篇章，爷爷才决定当个土匪。他是八面山的七爷，同解放军周旋多年，没蛋蛋了才弃暗投明。
　　这些事，爷爷口述时，我颇不以为然，家谱里记载着呢。
　　我们这地方，穷山恶水，日本鬼子丢丨炸丨弹嫌浪费，内战又离得远，保住一本家谱算不得难事。
　　家谱里还有关于曾祖父的记载，说他是个孤儿，在寺院长大，聪明好学，还俗后考中举人，和李鸿章在直隶同僚过，一八九八年，被慈禧太后派到南方当巡抚，万贯家私，权倾绿营。但他绝非趋炎附势之流，到香港的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开过会。武昌起义打响前，把乳臭未干的大儿子交给黄兴时说：“贤弟勿须抬爱，生死自有天命。”言毕，归隐山林，官宦生涯落下帷幕。
　　便是这样的家，一代不如一代的家。
　　这么着，即便归隐山林，我家仍风光很久，约莫三分之一个世纪。
　　当时，曾祖父在武陵山区搞到一栋豪宅，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正室和三个姨太太都进去后，又买了些地。为搞好关系，继了五姨太，芳龄十九，是个驼子，县太爷的千金，即我爷爷的生母。
　　除去上面这些人，还有一干丫鬟和小厮。张娣的先人，便在这干下人当中。其曾祖父，做一些收支登记入簿、撰写家谱之类的活计。后来，与一个丫鬟成亲，生下的儿子是小厮，女儿是丫鬟。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传承下来。传承至今，张娣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丫鬟。可惜门第凋零，两人都是独苗。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家就没落了。批斗会上，曾祖父背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大地主”，被解放军拉去游街后，枪毙了。可能想到年事已高，他没做任何形式的反抗。曾祖父死后，树倒猢狲散，查封宅邸，疏散下人，大洋充公，没收土地。爷爷忿忿不平，上山当了土匪。下人们卷着包袱走了，唯独张娣的先人留下来，和我的先人一起，被逐出县城，长途跋涉三天，到得一个木楼林立的地方，那，便是苗寨。

　　后来的大跃进时期，文丨革丨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先人死的死，走的走。两家人的嫡系，却一直保持原滋原味的主仆关系。
　　打从学会说话开始，张娣就叫我少爷。她的父母如此谆谆教诲，右邻左舍也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