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政和四年（1115年）以龙图阁大学士身份正式接任福州知府（即福州市长），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黄裳就已经成为福州有实无名的市长，并在此期间开始了《万寿道藏》的雕版任务。而这个任务将彻彻底底地改变黄裳的余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命运对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日期：2016-12-22 14:32:22
　　二、自学成才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史家眼中的艺术家皇帝，要长相有长相，要才华有才华，他独创“瘦金体”，又将诗书画印四项结合，在书画技艺上的造诣可说是登峰造极，此外于茶艺、骑术、射箭、足球、泡妞等主流休闲娱乐项目也都非常专业，可说无一不涉无一不精。
　　只可惜他太完美了，如果他也是官二代，一定会是个非常出色的官二代，将来会成为一代名臣亦未可知。但事实是他是皇二代，1100年他很幸运地（对大宋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幸的）从他英年早逝的异母哥哥哲宗赵煦（1076~1100）手中接过政权继任大统成了皇帝。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多才多艺不但不见得是加分选项，很多时候还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由头。只因为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感官刺激，美其名曰“捕捉灵感”，而这种特殊的需求在本质上必然与本本分分上班打工拿工资养活老婆孩子的普通生活相对立，于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出身条件单薄的伟大艺术家为了追求技艺和境界上的突破，终其一生因不务正业而穷困潦倒（比如明万历年间的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尽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在少部分时候逆向刺激了艺术家本身的创作欲求，但是较多的时候起到的却是对艺术家本身的消极的限制作用。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一旦艺术家摆脱了经济上的束缚，他就可以彻底地舒展手脚，继而肆无忌惮地、乐此不疲地、不顾一切地寻求感官刺激，那么许多有悖常规道德体系的行为就无可避免了。再进一步说，如果艺术家不但摆脱了经济桎梏，而且还手握了权柄...天呐，那么这个权柄照耀下的国度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当艺术家对灵感的追求与皇帝对权力的操纵相互协调统一之后，则必然有：“艺术家皇帝”=“昏君”。【秦氏第十定律，引自南宋数学家秦九韶（1208~1268，著有《数书九章》）在某次晚宴上对前朝若干数学问题的口头总结】

　　日期：2016-12-22 14:35:12
　　做皇帝最大的好处，无非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皇帝的作品需要别人的赞赏，于是就有高俅、童贯这样的大拨奸臣跟在后面拍马屁；皇帝喜欢奇花异石，于是就有了万恶的“花石纲”源源不断地将文物从各地运往京城；皇帝喜欢美貌处丨女丨，于是就有了万富宫和艮岳来容纳上万的处丨女丨供他享乐。
　　三十来岁的赵佶觉得人生的一切都从心所欲、那么完美，踌躇满志之间不免心生渴望，要是这种日子没有尽头该有多好啊？按照当时的宗教理论，想要长生不老，当有两条路走：一条需要粗茶淡饭戒酒戒荤戒女人，另一条一切照旧只需万御处子即可白日飞升，你要是赵佶你还会想怎么选吗？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崇宁年间，1102~1106），我们伟大的徽宗皇帝除了每天坚持驾驭处子外，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处搜罗道教典籍，只为寻求更多更好的长生秘诀。

　　搜集行动进行了几年之后，搜经工作组才发现道教典籍的数量、种类、结构的繁复程度早已超出人类的想象。自东晋（317~420）以来，几乎历代政府都有收集、编纂道藏的记录，只不过大部分比较出色的成果都不幸毁于战乱，因此想要让徽宗在杂乱无章浩瀚如海的道家典籍中高效地获取与长生有关的信息，唯一的办法就是再编道藏。
　　日期：2016-12-22 14:37:55

　　政和元年（1111），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兼福州代理知府的黄裳接到雕版任务，开始了整整四年的《万寿道藏》印行生涯。道藏雕版非同小可，尽管黄裳只需役工镂板不用亲自动手，而且在此之前送达的刊稿都已经有来自经局的专业人士校订过了，但是时年已67岁的老大人黄裳希望尽其所能减少错讹（这么庞大的工程，就算那个年代有计算机进行校对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个把错别字，更何况他们的印刷技术如此原始）以免晚节不保。

　　如何减少错讹呢？两个重要环节，第一是在向雕版工人发稿之前最后一次校订刊稿，也就是把所有的稿子全部认真仔细地阅读一遍；第二是在雕版工完成刻板后，将所有的刻板认真仔细地阅读一遍，如果确定没有错讹，就可以将雕版打包送往东京（不是会发热的那个东京，而是河南开封）经局收藏，以备印刷之用了。黄裳心细胆小，信不过别人，事事亲力亲为，因此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的《政和万寿道藏》，黄裳从头至尾阅读了两遍，耗时四年，撇开查阅资料，保守估计平均每周要校对约27万字（我的乖乖~~黄大人您老的大脑是十六核的吧）。

　　尽管努力到这种程度，《万寿道藏》还是未能逃脱类似于其他道藏的命运——《万寿道藏》于靖康之乱(1126~1127，下文中将提到)中散佚，至金代已残缺，今不存。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黄裳的部分劳动成果毁于战乱，但是却成就了他在武学上的惊天造诣。
　　日期：2016-12-22 14:41:37

　　武学最早脱胎于宗教理论，无论是来自于波斯的巴比伦瑜伽术（即后来随摩尼教传到中土的“乾坤大挪移”）还是来自于天竺的印度瑜伽术（即后来随达摩传到中土的《易筋经》），其最原始的面目都是非常简约的肢体动作，但是内里却蕴含着极其高深的身体操控技巧，着重要求修炼者通过大量的思考、内省与领悟而达到人体自然潜能最大限度的开发。在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而言，这种原始的武学原理无疑就是脱胎于《黄帝内经》的经脉理论学说和内丹修炼理论思想。例如南宋时期武林泰斗王喆（1113~1197）先生在第一届华山论剑时力压四绝所凭借的高深内功“先天功”据说就创始于道教上古仙人赤松子。

　　总之，道家的修炼理论与武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修仙长生之说，终究渺茫，但是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却无可厚非。相对于徽宗皇帝这般一味异想天开反而终无所获，黄裳却弄巧成拙，在几年的道藏阅读中下意识地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武学思想，工作之余自行领悟消化，不禁总结出了许多高深的内家心法和炼精运气的规律，不知不觉之间竟成为一个绝顶高手。起初，黄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习得高深武学，只是觉得书中所载的“修心养性”、“天人化一”的说法深谙养生之道，水准很高，于是闲暇时便按要求进行练习。稍有小成后，只觉神清气爽，体盈康泰，便是连天加夜地阅读、校对道藏经文竟也不觉烦闷、困顿，是以大喜过望，认为对维持工作效率有益，便坚持了下来，每天都练，后来甚至发展到一边工作一边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