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情夫来历不明，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婚外情的态度似乎并不激烈，所以喾的两个妻子的后代仍成为了贵族中的一员并繁衍生息了商、周两个家族。所以尽管商、周两朝的创始人没有对黄色帝王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权，但他们仍然能够在自身高贵血统的帮助下集结许多力量以发动对前朝的武装政变，然后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普通平民的儿子身上的（事实上今天也不大可能出现）。

　　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政治权力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宙斯不得不将世界分为三块而将海洋与冥间让给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当“黄色帝王”崛起的时候，他几乎只要管理好一个大村庄就可以了，即便他的村庄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氏族会有多少常住人口。但当历史发展到商王朝、周王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以至于已经有了几乎今天的一到两个日本的规模，于是上层的、中央的管理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基层的、地方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们失去时空上的紧密联系，各级政治的代理人便开始出现并瓜分了君主的权力，贵族政治的破产进程也由此而开始了。

　　事实上早在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当时通过选举上台的最后一位君主（注：即帝舜）的家境便很糟糕，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是“黄色帝王”直系后裔的事实。但商王朝建立时的开国功臣、政府的首相伊尹却是公认的奴隶出身，但他一度成为了摄政王，权倾一时。
　　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例，贵族世袭政治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当周王朝发现自己掌握的地盘实在太大而无法直接管理时，他仍然是选择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姻亲和社会已存在的各大贵族家庭而不是直接交给人民统治，所以名义上中国在周朝是一个国家，但其内部却十分复杂，君主干涉各诸侯的内政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并应当受到指责的。
　　周王朝在一开始还是能维持自己在地方的威信的，但当它在公元前8世纪被一支蛮族重创后便陷入了类似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的内部大分裂境地，最终强势的诸侯获得了和周王一样的权力，而每一位有志向的诸侯都想获得土地和人口，于是不得不提拔一些底层的、熟悉社会运转规律的人成为权力中心人物、为自己服务；而反过来，被提拔的人又希望上层能更大尺度地分权给自己，这就导致了双方矛盾不断。征战天下的诸侯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必须任用下层有才能的人而不是已经腐化的贵族阶级来帮助自己战胜外敌，一方面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新人会逆袭而夺取自己手上的权力。

　　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周王朝时期地方最大的两个诸侯国，齐国和晋国的君主都遭遇被自己的幕僚取而代之的命运，其他各国未成功的政变数不胜数。一部分来自贵族却又经常混迹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让贵族政治延续，但改朝换代的代价又让他们痛心疾首，于是这群人开始不断寻找能允许上下层共同治理天下的办法，其中成就最大的两个人是著名的孔子和比小近三百岁的韩非子。孔子找到的办法是用礼仪和修养限制所有人的欲望，让大家和谐共处；韩非子则主张制定明确的成文法以严惩违反规则的人。这两种思想便是后来秦皇-汉武政治体系的理论来源。

　　秦始皇是公元前3世纪西方大国秦国的君主，他十分欣赏韩非子的观点，然后打造了一个残酷的法律帝国并战胜了其余诸侯，成功统一了全中国。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秦国的法治传统早在秦始皇出生一个世纪前便已经确立了，那是韩非子的前辈商鞅送给秦国的一份大礼。因为商鞅的改革，秦国逐渐成为了天下第一强国，由秦国统一中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秦始皇出色地在自己执政期间完成了这一任务罢了。

　　骄傲的秦始皇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天下的第一个皇帝，他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功绩，然后认为严刑峻法是自己成功的唯一法宝。于是乎，他开始周而复始地无限制使用自己的特权，对于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施以最恐怖的肉刑，这些行为最终在他死后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秦王朝也就此灭亡了。

　　取代秦王朝的是著名的汉王朝，它的名字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名字的由来，因为汉王朝是汉民族整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黄色帝王”奠定的原本属于他家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地方部落开始渗入到了东亚几乎所有角落，当其他民族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高文明的群体时，那些人会自称是“汉王朝来的人”，于是这个称呼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汉王朝在建立后一度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迷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秦始皇能够以法治夺取胜利，最终也因为法治导致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真理派”（注：即道家）的思想开始盛行，它讲究“什么都不做就是做好的做”、“一切都有真理注定，没必要违抗宿命”，于是汉朝就这样休息了一个多世纪，总算是弥补了秦汉之交的内战所造成的社会破坏。
　　但是公元前2世纪上台的汉武帝却不认为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好事，起码，当北方的匈奴人跑到两国边境耀武扬威时什么都不做换来的只是屈辱和仇恨。于是汉武帝重新塑造了帝国的政治思想，他拾回了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又打算用强权来治理天下。短时间内他是成功的——汉朝成功打退了匈奴人并让对方尝到了耻辱。但常年的战争让汉王朝国力亏损严重，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们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法律虽好，但治理国家仍然需要道德补充。因为法律只会告诉人们什么是错和坏，道德却能教育人们什么是好和对。

　　这便是中国著名的“里面是道德、外面是法律”政治思想的来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理论上调和了长期以来上下层人群之间的矛盾：下层人当然可以参与到上层政治中来，因为只要他们是出自真善美的道德心，那么政府的大门就永远会为他们敞开；但如果他们想趁机犯上作乱，改变被不断宣传美化为尽善尽美的已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法律将对他们严惩不贷。
　　可以说由秦始皇、汉武帝奠定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从理论上看它确实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理论和现实经常不合拍，尤其在政治领域。至此，传说时代以来的血缘贵族政治已正式在人民的心中被驱逐，皇族以外的任何对公共权力的世袭占有都将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观念被无意地体现在第一、第二汉王朝官方修订的史书目录中——第一汉王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编纂的史书中将历史人物的传记分为了皇帝君主的传记（注：即本纪）、世袭贵族的传记（注：即世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注：即列传），而第二汉王朝的官修史书则取消了所谓的世袭贵族的传记而将他们并入了所有君主以外的历史人物传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