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刚确立没多久便被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因为它本身就包含有一对致命的矛盾在其中：
　　1、已有的政治体系从来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不可能不被反对；
　　2、既然如此，究竟是反对呢，还是不反对？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规则制定者是否应该同等遵守规则”这件事情上，而历史很悲剧地告诉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规则制定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毫不客气地斩断所罗门结一样，只要人们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规则制定者，那么一切规则就都不是规则了。

　　最早看破这一点的人是汉王朝的末代外戚王莽，他成功而且合法地把自己变成了皇帝，这时候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不但没有约束他，反而成为了他约束别人的工具。不过因为一系列的错误，王莽最终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取而代之的是汉王朝的远方亲属所建立的第二汉王朝，因为其首都在汉王朝首都长安东边的洛阳，于是大家也称它为东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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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讲 第二汉王朝的衰败
　　第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因为家族势力的衰败，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只能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以壮大自己，于是地方的大农场主们实际上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诸侯，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以地域和血缘组合成的地方领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挤占的公务员岗位数量与其在地方上控制的土地数量不相上下，而时间的积累则让一些家族在政府内部出现近乎世袭的领导岗位垄断局面，后来三国时期著名的袁绍、袁术兄弟正是出自这么一个四代都做过政府首相的家族。

　　和平时期这些人经常相互标榜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知名度，比如曹操年轻时就曾被相关大家族人物评价为“能平定社会的人”，而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比作“沉睡的巨龙”，仅就这些措辞来看便已经十分的叛逆了，但毕竟是文化圈的游戏，所以皇帝也好其他执政者也罢都没有对其进行干涉。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第二汉王朝本身出现衰败而且让这些人有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那刘姓家族在政治上的灭亡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这个机会被一位名叫张角的农民所带来。张角原本是个农村医生，有学习过一些不系统的“真理派”学说，同时深受占卜术、预言术等思想影响，进而创立了一个名叫“和平道路”（注：即太平道）的新教派。在传教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满，不断宣传“汉朝末日”学说，同时在183年或者184年的时候秘密告诉教徒说汉朝将在184年3月5日灭亡，由他领导的黄色的世界将取而代之。

　　张角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在他活跃传教的很多年前便已经有两个人利用自己对“真理派”学说的理解而建立了两个教派，他们中的一个是活跃于今天四川地区的张陵（或者被称作张道陵），一个是活跃于今天浙江地区的于吉——后者的学说似乎是张角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两人的影响始终在落后的地区（四川和浙江当时都不算是中国的发达地带），而只有张角则成功地将自己的宗教推广到了全国，其中就包括有富庶的黄河流域。

　　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张陵和于吉等不成熟的行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独立宗教，也就是现在的道教。尽管更为成熟的佛教已经开始从次大陆经中亚而传入中国，但很显然，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学说消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张角和他前辈们要更得本国的人心。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张角的信徒中竟然还有东汉皇宫中的宦官。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要对第二汉王朝的衰败负直接责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们便发现这种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生*器的男人，他们因为无法与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顾皇室饮食起居的重要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位宦官曾杀害嬴政的儿子并企图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败并给了晚辈们一个教训：没有属于自己的血缘家庭，任何宦官企图推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自杀行为。

　　然而张角信徒中出现有宦官却足以反证这么一个事实：尽管有部分被阉割的人可以借助自己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而获得利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被欺压的对象，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要从事危险的叛乱行动呢？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这是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政变，因为外戚往往掌握了所有军事力量而皇帝只有一些生理不健全的男人可以使用；但他们打了一个擦边球。每次政变，皇帝和宦官们并不需要消灭外戚的军队，他们只需在宫廷内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为外戚权力的来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权威，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这个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处置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于是历史就开始不断循环了：新皇帝用宦官干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后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权，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复了这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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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宦官仅仅是失去了生*器官，却没有失去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帝国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过程中，他们直接跳过了新皇帝而自发组织了军事力量并战胜了企图消灭他们的外戚集团，然后无情地剥夺了大量地方领主的政治权利——尽管宦官们更想杀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势力却普遍拒绝这一裁决并冒险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某位被宦官打击的知识分子逃亡到山东地区投靠著名的孔子的后人、当地的大领主孔褒家中时，孔褒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和异见分子）大胆地收留了他并在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他的哥哥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弟弟反而辩解称这个决定是他所做，与孔融无关。孔家两兄弟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势力对宦官集团的变相抗议，而类似的窝藏逃犯情况几乎遍布了帝国的所有角落——没有人能与全帝国的地方势力对抗，所以宦官们也只好做出妥协：只要这些政敌们不再回来索要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他们的罪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