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客观而言，让宦官执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同时不了解皇宫以外的社会情况，却又富含了贪婪等各种人类的天性。在刘宏在位期间，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量不合格官员的上任激发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张角能够在民间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地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日期：2016-05-01 07:54:13

　　第四讲 黄巾起义及之后的东汉政治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曹操、孙坚、刘备一样组建自己的军队与黄巾进行战斗，面对以消灭富裕阶级为目的的黄巾军时，有产者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身份加入政府军是最常见的一种“报效祖国”的方式，后来闻名三国历史的一些人物，比如于禁、张郃等就是众多讨伐张角军队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因为特殊的功劳而被授予一定的职务。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也在战争中协助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任务，比如后来曹魏集团著名的谋士程昱便很好地在自己的家乡打败了一个响应张角的副县长。还有些人的行为则比较温和，比如后来孙吴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鲁肃，当时就选择了将家产分给同乡以换取本地的和平。
　　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例子是曹操未来的亲信保镖许褚，此人在动乱期间也集结了一支雇佣军并多次与敌人进行战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势力。不过许褚本人虽然力量惊人但不善言辞（据说有一次敌人向他索取一头牛作为粮食，结果那头牛不肯从命，而许褚直接用双手将其拉回了原地），作战勇敢而为人却比较内向，所以确实更适合做一个保镖而非领导。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个观点有利于管理者，同样也对被管理者有益无害。

　　黄巾的队伍在一年内便被消灭殆尽，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合理的新秩序规划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尽管如此，起义军的影响却没有在帝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且正是黄巾军证明了东汉政府的虚弱，因为一支如此庞大的反政府组织竟然要到最后暴动的时刻才被东汉的中央知晓，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政府所应该表现的。
　　所以张角失败后，各地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暴动，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流寇性质，唯一的两个例外是马超父亲马腾参与领导的西北多民族联合兵变和汉中地区最早的道教派系五斗米教（因为加入教会需要交纳五斗米作为会费）领导的起义——这两地的起义军领袖都成功地将自己转化为了地方军阀并掌握了各自底盘上的军政大权。当然，这也是由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这点我们后面会一一提到。

　　尽管面临如此危机，东汉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卖官鬻爵现象继续横行。虽然刘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有过反省并试图改变帝国的窘境，他一面开始任用一些具有良好品格的官员，同时开始亲自阅兵并改革军队系统。假如他能多活一些时间，这些新政或许会产生一些成效，但不幸的是，这些希望都随着他的病重而被带入历史的坟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