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和陶谦同样也拒绝对董卓的行为发表公开申明并选择相关的阵营站队，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相同的。刘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渴望皇冠的人物，所以他是早有预谋地来到益州担任的州长，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很适合割据而存在，同时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有关益州地区会诞生帝王的传说，于是刘焉便信以为真了。之后尽管董卓有发起对益州的攻势，但刘焉除了象征性防守外仍然拒绝与袁绍等人一起公开倒董，因为他只想扩充自己实力，所以并不在乎支持或者反对董卓。

　　而陶谦的思想却更类似近代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没有太多政治野心，只想在徐州境内维持一方和平。不过这并不代表陶谦就是一个支持董卓的人，事实上当朱儁公开反对董卓的时候他便公开资助了对方三千军队和一部分军饷，即便朱儁后来被击溃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
　　朱儁事情很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中央那些有威望的政客屈服于董卓，所以地方才没能完全集合起来反对他，而只要有一个类似朱儁的人站出来情况便大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公开反对董卓的人，其年龄段都在30~40岁上下，而选择中立的那些人则年纪明显偏大，并且都是已经在社会上确定了自己地位的人，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年龄影响政见的案例。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人的思想激进度是与年纪的大小成负相关的。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来看袁绍等人似乎是无法打败董卓的，所以这场内战没多久便成为了静坐战。当曹操在汴河被董卓手下打得丢盔弃甲而逃回袁绍等人的大本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同事们竟然只是在举行各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完全没有与敌人进行战斗的觉悟。他愤怒地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提出了一个由各路将领分工合作，然后从东、南两面、自黄河中游到汉江上游包抄并消灭董卓的计划，但是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后，曹操离开了他们，独自前往南方寻求新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曹操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看来他的那个所谓的包抄计划其实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一方面，信息的不畅通根本无法让原本就没有实际统一领导的袁绍等人完成这么一个大纵深的计划，另一方面，曹操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一个事实：面对董卓手下的正规军，即便是有战争经历的曹操指挥作战尚且要失败，更何况是那些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袁绍等人？何况曹操还没遇见董卓的主力，甚至是他的嫡系都没碰到呢（事实上董卓的嫡系部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倒是这位战胜了曹操的军官竟然和打败了孙坚的那位是同一人，有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没有在更合适的位置上，这是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的）！

　　假如董卓能明白自己现在的优势而趁胜追击，那袁绍等人就不免要流亡或者投降了，而历史上估计就不会存在“三国”这个名词了。然而，孙坚却在无意中打破了历史的格局，进而将所有人都拖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孙坚出人意料地在被董卓打败后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还击毙了董卓手下的一个名叫华雄的重要军事长官——此人在民间被长期宣传为是被关羽所杀，而实际上关羽本人现在正和刘备、张飞一起前往公孙瓒处寻求庇护。孙坚的胜利给了曹操等人以希望，同时也给了董卓以压力，因为他打破了董卓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于是时局的走向越发让人不可琢磨了起来。
　　日期：2016-05-04 16:01:05
　　第九讲 从对弈走向牌局（下）
　　毋庸置疑的是，孙坚曾经给董卓留下过深刻印象，毕竟当年在西北战场时他便建议长官要处决董卓，而现在他又给了董卓以巨大的压力。因为战争失败而导致政府倒台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董卓向孙坚摇出了橄榄枝，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此时孙坚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了，假如他奋力与董卓进行决战，则董卓是否会提前灭亡将是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他却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原因则是来自两方面的。
　　首先是袁术因为孙坚发展太快而对他表示了怀疑，于是减少了对其军队的粮食补给，这让一路凯旋的孙坚被迫停止前进，而他本人也不得不从前线赶到后方再次对袁术表示忠心。其次董卓认为孙坚的势头实在太猛而洛阳地理位置太突出，容易遭受攻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但又非常失败的决定——将第二汉王朝的国都迁往长安。
　　之所以说这个决定正确，那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讲的。长安即今天陕西的西安，此地位于地势较高的黄土高原上，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价值；另外此地紧挨董卓的家乡巢凉州，可以算是他固有的势力范围，当地人的支持可以帮助其站稳自己的脚跟。
　　但如果就政治上来讲的话迁都长安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董卓的支持度已经因为不能约束部下而大幅度下降了，现在仓促迁都并驱使数十万洛阳居民前往长安，其对洛阳、长安两地造成的社会动荡都是难以估量的。历史的记载表明这次迁都行动更像是一场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董卓以他的军队劫持了洛阳附近的居民一路向西迁往长安，沿途毫不顾忌人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大量平民死于仓促的迁徙和无纪律的军队之手，两个首都之间的道路上充满了被抛弃不管的尸体。

　　毫无疑问，这次迁都让董卓的社会威望又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董卓的离开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地向世人宣布这么一个讯息：我害怕我的敌人们；或者说是，我正在逃跑——民众一般很难分清所谓的“逃跑”和“战略转移”之间的区别，此时的董卓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分不利的舆论位置上。
　　更糟糕的事情在于，迁都一事遭到了上层官僚的集体抵制，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高官对董卓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强烈反对，而对比他们对于刘辩被废黜时的冷漠，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是利益而不是道德才让这群人团结在皇帝的身边，因为皇帝的废立不会太多影响他们的利益，而迁都必将导致他们与自己故乡的私人财产相分离，这也是大家拒绝前往长安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此时反对董卓已经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都无力改变这个人的决定。无奈之下，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比如后来曹操手下的重要参谋华歆、荀彧，都是在此时离开的中央政府，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权贵的卢植先生也请了个病假然后逃回了故乡，而等董卓后悔而想要追杀他时为时已晚。

　　此时正是袁绍等人进攻董卓的好机会，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相互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讧。一起恶性事件标志着反董联盟的解体：东郡郡长乔瑁因为无法考证的原因，被盟友、同时也是自己上级的兖州州长刘岱杀害。从此以后，除了口头上的呼喊，我们再未看到袁绍等人有对董卓采取任何军事打击措施——事实上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