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法兴和颜师伯，都是出自寒门，把这两个人拉出来讲下是因为，未来的孝武朝政治格局很多都是与他们紧密联系的，他们两人甚至在孝武帝临终前跻身进入了顾命大臣行列。（刘骏一共立了五位顾命大臣，另外三位分别是刘义恭、沈庆之和柳元景）当然，除了戴法兴和颜师伯，刘骏还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比如巢尚之、戴明宝、董元嗣等人。

　　以上这些人统统被收录进《宋书 恩幸列传》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孝建（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骏刘彧朝，喜欢君主乾纲独断，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但是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所以琐碎小事就让身边恩幸之人代为处理。他们觉得这些恩幸之人出身寒门，即使给了他们权力，也掀不起什么大浪。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人狐假虎威，仗着皇帝下放的权力便拉帮结派，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那么，这段话说的有道理么？很多人说有，但我觉得却有点夸大其词了，莫说是孝建年间的戴法兴、泰始年间的阮佃夫，哪怕是当初废杀少帝刘义符的徐羡之和傅亮等人也没见能聚集起什么朋党啊？宋文帝杀他们还不是和杀只鸡一般，而戴法兴等人还不如徐羡之他们呢！
　　那么，《宋书》又为何要这般写？根据政治场上的一个法则，即“屁股决定脑袋”的法则，我们要了解史官表达这一想法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要看他站在那个角度上看的。《宋书》的作者是沈约，吴兴沈氏虽然不是顶级豪族，但士庶之分还是让他站在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上抨击庶族的，这也就造成了他立书的偏见。客观来讲，寒门子弟一朝富贵吃相难看，结党营私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能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就如刘义康的下属刘湛，论政务处理能力，当时的门阀士族又有几个能拿得出手和他相比？借用后世权势煊赫的寒门朱异的话说：“我凭本事混到今天的位置，比那些依附于‘冢中枯骨’的所谓高门，强了又何止百倍？！”

　　但是，沈约却看不到这点，或者说他即使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认为皇帝乾纲独断是错误的，认为权力应该下放给世家大族，其实也就是没能跳出他所在的那个圈子。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时代所束缚死的人。而除此以外，沈约的父亲沈璞（就是盱眙城太守）作为始兴王刘浚的党羽，被孝武帝所诛杀，所以这更加深了沈约对刘骏的彻骨之恨。对于刘骏任用寒门，他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评价——“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

　　日期：2017-06-09 11:02:37
　　孝建风云（二）

　　任何皇帝在即位之初，都满怀抱负想大干一场，孝武帝刘骏也不例外。安排好自己的人马之后，他也确实想和刚刚提拔起来的这批寒门干几件实事，为了昭示自己中兴刘宋的决心，他还把当初那个登基的新亭改为中兴亭。次年，刘骏改元孝建，为父报仇是为孝，治国有道谓之建，选这么个年号他也确实对未来满怀希望的。
　　很快，孝武帝便出台了一系列新政举措。困扰孝建初年的首要问题就是元嘉晚年的烂账，由于刘义隆两次北伐造成了海内虚耗，国家财政严重赤字，军费开支已经影响了国民生活。为此，刘骏特地颁布诏书，称文皇帝在世的时候一再要求勤俭治国，量入为出。可是，元嘉二十七年后，由于大幅度扩军，导致军费暴涨，国库空虚，可内外用度上却还保持着战前的态势，所以从今往后务必做到“薄己厚民、去烦从简”。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当时南北对峙的大环境下，别的费用可以省，可军费怎么能省呢？你看看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有哪方是会主动削减军费的，还不是年年军费递增么？但是，我们目前得认清一个现状，首先，元嘉二十七年按照刘义隆在东南三丁抽一的比率，到战争末期，刘宋的常备军至少在五十万以上。而战前刘宋王朝的常备军至多也不超过三十万，要知道，同时期的北方，拓跋焘即使供养六十万部队也是要通过不断对外征讨，以战养战才能保持这样的规模，而在“南贫北富”格局还未颠倒的南朝初期，这样规模的部队对刘宋王朝确实造成很大困难。

　　几百年后，宋太祖曾以开封无险可守为由想迁都洛阳，可其弟晋王赵光义却以“固国在德不在险”为由拒绝迁都，而他给出的办法居然是扩军，用强军护卫京畿。宋太祖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如此一来，百年之后，民力尽矣。”可想而知，庞大的军费，对于不轻易发动战争的文明国家来说，永远是一笔巨额的开支，当然，军国主义高涨、侵略性极强的政权就两说了。
　　而孝武帝改革军制除了摆脱巨额财政支出，还有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自从元嘉末年扩军以来，地方部队数量膨胀，开始出现威胁中央的架势，从这次讨伐刘劭来看就可见一斑。刘劭倒行逆施、指挥失误固然是其失败的一个因素，但地方部队强大的战斗力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今日他们拥护自己杀刘劭，那他日呢，他们又会不会来杀自己？所以，自上而下裁军，也是削弱地方势力的一个不得以为之的举措。

　　很快，东宫的部队规模就被裁撤了，相反皇宫护卫加强了，孝武帝还亲自设了卫尉官统帅禁军。而后地方刺史的任期也从六年缩短至三年，要知道，之前刺史在地方最长可达十年以上，而一个地区长期在同一个一把手管理下有利于地区稳定。但是，在孝武帝眼中，这也增强了这个地区对于朝廷的不稳定性，若刺史稍有异心，绝对可以把辖区打造成一个独立王国——比如他的六叔刘义宣。
　　刚缩短完地方刺史的任期，孝武帝又紧接着下诏书称自己“体念民间疾苦，将向各地派遣使者巡视风俗”，而后向全国各地派出十五名使者，访问民间疾苦。这对于任何一个新君来说，但凡有些上进心，都得做这件事，因为通过这件事才能听取民意，迫切解决百姓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此时出台这项政策，联系之前的举措，孝武帝此事也可能是一箭双雕，借机摸清楚地方刺史对自己改任期的意见，以分敌我。

　　政治军事上都有所举措，接着就该着眼于民生了。古代统治阶级搞民生最简单也最广泛的莫过于调整赋税了。京师作为此次刘劭事件的重灾区，孝武帝当即减免了京师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年赋税，而浔阳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也成了免税区。而后，孝武帝又再次重申减轻徭役，反对铺张浪费的号令，免费开放皇家御用的江河、田地还有湖泊给百姓。尤其禁止军队经商，与民争利，同时还解除了军龄三十年以上的老兵军籍，国家发放津贴，给其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