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孝武帝又想起自己的五叔刘义恭了，觉得这个唯唯诺诺的五叔在自己身边比六弟要听话许多。于是，孝建二年十月，孝武帝命令刘义恭和刘诞官职对调，刘义恭成了扬州刺史，入京辅政，而刘诞则成了南徐州刺史，跑去京口出镇地方了。为了给自己这个老好人五叔一个补偿，孝武帝特赐予刘义恭“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但刘义恭却很识相，拒绝了这些特权的同时，还坚决请辞侍中等其他官职，等到来年，他更是将扬州刺史一职让给了孝武帝年仅6岁的刺史刘子尚。

　　对于这位五叔，孝武帝此刻是真正放下心来，把他当作和沈庆之、柳元景一般的自己人看待。孝建三年，孝武帝封刘义恭为太宰，领司徒一职，扬州刺史如约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子尚。
　　当然，在此期间，为了抑制宗室的势力，孝武帝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典签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情况呢？典签最初的职能是负责呈报地方长官的意见，直接隶属于皇帝，属于检查性质的官员。由于刘宋时期，出镇地方的皇子年龄又偏年轻化，所以典签一定意义上也成了皇子的监护人。
　　但是，这个典签和刺史之前权力大小是此消彼长的，刺史强硬，典签就软一些，刺史软一些，典签就很强硬。而到了孝武帝时期，刘骏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
　　这样一来，州务一般就不再取决于刺史，而是皇帝任命的典签，如果典签不同意，刺史不得单独执行政令。这主要是基于孝武帝不轻信士族大官的情况，任用亲信担任典签，以分割地方官员的权力，起到分权制衡的效果。自此以后，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到了萧齐时代，典签的权力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刺史和出镇地方的皇子，对州长也有严格限制，萧鸾正是凭借了典签制度的便利，一股脑清洗掉了齐高帝和齐武帝一脉的亲属。

　　所以，自打孝武帝确立了典签制度后，刘宋王朝整体形成了“寒人掌机要、武夫掌兵权、典签控州镇”的格局。典签控州镇我们自然已经理解了，那之前的寒人掌机要，武夫掌兵权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在东晋，机要是掌握在士族手里的，兵权也是掌握在高等门阀里面的，而州镇也是士族、悍将、宗室均摊。可是，士族门阀的堕落让他们根本无法处理好所有政务，更别说领兵打仗了，所以我们看东晋北伐。除了祖逖、苏峻、陶侃、刘牢之这类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人有所建树外，褚国丈、庾国舅、殷中军，他们是一个比一个丢人。而桓温是士族里唯一的一个异数，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出身吧。

　　所以到了孝武帝朝，刘骏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而由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名的权利，“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由此形成。而沈庆之这样寒门出身以及柳元景侨居江南这样的武人，先后被提拔为三公，门第也由此跻身高门。这样就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让武将掌握兵权，这对于南朝军事上的软肋有很大治愈作用，当然，刘骏改革军制的措施，后面还会提到。正是因为这些军事上的进步，孝武朝才打出了一场漂亮的“青州之战”。
　　此外，刘骏还听从臣下建议，大兴儒学和完善礼乐制度，从文化上改观这个国家。这些事情大致为刘骏从孝建元年到孝建三年所做成的。虽然孝建这个年号刘骏只用了三年，但在这三年中，他加强了皇权，推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积极政策。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刘义宣之乱”，但好在破坏性不是很大，另外也有助于“三头执政”局面的瓦解。
　　不过，从孝武帝改元大明后，刘宋的政治便在上升过程中开始了偏差，在大喜大悲中沉沦。那么，这个孝武帝期盼的“大明盛世”究竟缘何发生了一丝偏差，使得它非但没成为中兴之世，还成了刘宋乃至整个南朝沉沦的转折点？
　　日期：2017-07-07 21:57:09
　　第五章　攘外与安内
　　大明之世

　　公元457年正月初一，刘宋孝武帝刘骏改元大明，至此，开启了他在位生涯的第二个年号，也是最后一个。相对于孝建时期的三年，大明朝的八年发生了更多，更冗杂的事物，孝武帝也得以放手去推行更多的政策，但是，事与愿违，许多政策却最终草草收场，帝国也随之沉沦…
　　人们常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经过三年的巩固皇权，孝武帝地位此时已经稳若磐石。而与此同时，他所提拔起来的一批恩幸也开始忘乎所以起来，正如我之前所说，寒门一朝得势的难看吃相也一直让宋文帝困扰不已，这个问题同样也让孝武帝遇到了。
　　首先就来说说颜竣，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在孝武帝讨伐刘劭期间，曾经忽患重病。而那段时间，正是颜竣一方面充当着“影子刘骏”，一方面又亲侍汤药，让孝武帝渡过了那段最困难时期。而向来重感情的孝武帝自然感激这位休戚相关的亲信，所以给予颜竣的地位和尊崇也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
　　孝建三年，颜竣的父亲颜延之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按照常礼，颜竣需要服丧三年，服丧期间不能做官。可是刚满一个月，孝武帝就提拔他为右将军，重新担任丹阳尹，颜竣也知道这么做不妥，于是上表推辞。可是颜竣前后上书十余次，刘骏就是不允，他还亲自派中书舍人戴明宝带着自己御赐的彩衣给颜竣换上，取代了丧服。戴明宝又将颜竣抱上车，一路送到官衙。

　　孝武帝罔顾舆论压力给颜竣这些便利，一方面是出于对老朋友的照顾，更多的是希望颜竣做些实事。那么，颜竣如何回报孝武帝的呢？颜竣当然也确实努力去做一些实事，并且经常规劝孝武帝，但可能他自己考虑到是当年武陵王时代的旧臣，所以劝谏也都是想什么说什么，渐渐引起孝武帝的反感。
　　不久，颜竣觉得孝武帝对自己有意疏远，想以假装上书请求外派来试探孝武帝的内心。结果颜竣给玩砸了，哪知道接到颜竣的奏折后，孝武帝立刻批准了，任命其为东扬州刺史，出调会稽了。这么一来，颜竣真是无计可施了，本想试一试的，哪知道孝武帝还真借坡下驴了。
　　这一幕不由得让我想到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的一段，里面康有为为了试探慈禧是否真心想放权给光绪，派人上折子参李鸿章。如果慈禧不过问说明真心想放权，如果慈禧有所行动，则说明相反。
　　但仔细思考下，这个举动是个毫无意义且无后手的烂招，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慈禧真有所行动，那你维新派又如何收场？不还是死路一条么！所以颜竣这么干等于是坑了自己一把。其实这里面倒也不能全怪孝武帝，因为颜竣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朝野内安插自己的人马。虽然颜竣处理政务很苛刻，底下人经常受到他谩骂，但谩骂的同时也有机会得到不少官职，而同为吏部侍郎的谢庄，虽然对人总是报以微笑，但却不给人官做。

　　从一个官场角度去分析，谢庄这种与人为善却公私分明的做法无疑是合格的，而颜竣这种广布党羽的行为却是犯了孝武帝的大忌。因为这一方面是拿着国家资源去散私恩，另一方面颜竣也让孝武帝想起了一个人—刘湛，当初文帝朝的刘湛不就是在朝中安插党羽么？
　　鉴于前朝已有先例，所以孝武帝决不允许旧事重演。当然，也许孝武帝仅仅只是为了让颜竣长长记性，所以在颜竣外放不久后，因颜竣母亲去世的契机，孝武帝又把他拉回了中央，以往待遇不减。但是颜竣好像并不明白孝武帝的良苦用心，反倒怀了一肚子气，时常在朋友面前非议朝政，对孝武帝行为指指点点，相当不满。
　　与颜竣相反，老将沈庆之却不热衷于仕途和权力，他告老还乡后，反倒急着买田置地，敛财聚富。他在娄湖有一座别墅，将一家老小都迁到那里居住，还指着田园对儿孙们说：“以后钱都出自这里。”虽然说沈庆之没有搅进官场的是是非非，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先天条件，广开良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孝武帝孝建年间置顶的“贵族一律不得经商，与百姓争利”的法令。虽然他不是贵族，虽然他也不算经商，但他确实是夺了百姓之利。

　　除了颜竣和沈庆之，刘骏称帝后提拔起来的一批寒门士人也是不怎么清廉。这主要体现在戴法兴、戴明宝和巢尚之三人身上，三人都是寒门子，戴法兴和巢尚之精通文史，文学素养很高，平时负责起草孝武帝的政令和诏书。而戴明宝则主要负责杂务后勤。他们这几个人形成的小圈子就是“内廷”，朝政全决于此，因而他们虽无丞相之名，却行丞相之实。大权在握的他们也趁机收受了不少贿赂，并以此举荐了不少前来求官的人给孝武帝。

　　所以，从这些种种的变化表明，在大明初年，孝武帝手下的这批臣僚已经开始堕落和腐化，甚至他们的堕落和腐化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孝武帝刘骏的个人品行。“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即与之化矣。”孝武帝也是一样，他也不是圣人，他在和这帮堕落的臣僚接触之中，也在走向堕落。
　　所以，后世的腐败其实从大明初年已经能看出一丝苗头了，但是，人的力量毕竟也是可控的，造成后来局面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少，需要我们抽丝剥茧，一个个去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