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家中世代经营工商业致富，为当地的著姓。其父李守起初跟随刘歆，喜好天文历法谶记，后官拜新莽宗卿师。因为父亲这层关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县丞。新莽末年，百姓愁苦不已，纷纷造反。李通曾经听父亲讲过图谶所说的“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心里常想着这句话。由于家境富逸，雄踞地方之首，他对于一个小小的县丞并不感兴趣，于是就自求免官回家。

　　当时，由绿林军分散的下江军、新市军正向四周扩散，南阳亦有骚动。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通从弟、“素好事”的李轶提议说：“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刘縯字）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李通笑道：“吾意也！”刚好这时刘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带，李通遂让李轶去请刘秀。而刘秀也早就耳闻李通君子之名，十分倾慕，故应邀而来。
　　两人见面后，“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乘势将“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讲了出来。初听之时，刘秀显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当时李通的父亲李守在长安，刘秀遂用试探的口气问道：既是这样，你父亲怎么办？李通回答：“已自有度矣。”接着李通把他的打算与安排，向刘秀详细作了介绍。刘秀既然了解了李通的真正意图，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约结，定谋议”（《汉书·李王邓来列传》）。他们计划仿效当年翟义利用都试起兵的做法，约定在立秋都试骑士那天，劫持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发动反莽武装起义。

　　根据这一计划，刘秀与李轶立即动身回祖籍舂陵，组织人马，“举兵以相应”；同时李通派从兄子李季赶赴长安，将计划告之父亲李守。
　　日期：2016-12-17 19:20:58

　　刘秀的长兄刘縯，字伯升，“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恨，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时刻准备着推翻新莽，匡复汉室刘姓的天下。此时刘秀回到舂陵，并带来一位“素好事”的李轶，这对刘縯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他出面召集当地的豪杰人物计议说：“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豪杰听罢都表示赞同。刘縯遂分别派遣亲友宾客到各县组织起事，而他本人则组织了七、八千舂陵子弟，“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举起了武装反莽的大旗。时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注：有关刘氏兄弟起兵地点，史书记载不一。《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地皇三年十月，刘秀与李轶等“起于宛”，十一月“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这说明，刘秀与刘縯起兵分在两地。《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所述与此同。但同书《李王邓来列传》却称，刘秀与李通定谋议后，即同李轶回舂陵“举兵以相应”；而宛城方面由于泄密，李通只身逃走，家人被害。据此，则刘秀根本不可能在宛起兵。《通鉴》综合各家之说，将刘氏兄弟起兵地点确指为舂陵一处，比较合乎情理。此从《通鉴》说】。

　　本来，按照刘秀和李通的谋议，舂陵起兵是要与李通在宛城的起兵相呼应的。但是，宛城方面却出了问题——
　　原来，李通派往长安给父亲李守报信的李季在半道上得病而死，幸亏李守消息灵通，暗中知道了这一情况，于是打算逃之夭夭。李守与同乡中郎将黄显交好。黄显闻知消息后，对李守说：“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如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李守听了他的话，立即上疏请求自免官职，归死故乡。
　　奏章还未上报，李通之事暴露，王莽遂将李守下狱。黄显出来为李守说情：李守听说儿子犯了大罪，不敢逃亡回去，遵信守义，归命于你。我情愿带着李守去晓谕他儿子。如果他儿子真的要造反，我就命李守面向北方自刎，以谢大恩。王莽听了这话，心里感到还比较舒服，于是诏准了黄显的请求。然而正在此时，前队（即南阳郡）送来了关于李通起兵谋反的详细报告。王莽大怒欲杀李守，黄显再次站出来为李守力争，结果被王莽一并杀死。李守家在长安者亦被尽杀之。在宛城方面，李通只身逃出，但其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遭杀害。

　　日期：2016-12-18 18:21:56
　　由于宛城的变故，舂陵刘氏兄弟就成为无援的孤军，形势非常不妙。特别是当时舂陵刘氏宗族内部，人心不齐。刘縯起事之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并纷纷扬言：“伯升杀我！”意谓刘縯起兵造反，置我等于死地。不仅子弟如此，就是在刘氏长者和亲属里面，也同样存在着不稳定情绪。如刘秀将起兵之事告诉叔父刘良后，刘良大怒道：“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再如邓晨家族的人便曾发出“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的怨言，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率领这样一支人心欠稳、孤立无援的队伍，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为了尽快摆脱孤立无援的处境，刘氏兄弟很自然地，或者说是本能地要力求与活跃在南阳地区的新市、平林两支农民军联合。于是刘縯派族人刘嘉前往新市、平林军驻地，同其首领王凤、陈牧商议联合问题。

　　绿林军自分为新市、下江两部后，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的新市军进至随县（今湖北随县）一带地区，此时平林（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和廖湛聚众数千人，称“平林军”，响应绿林起义。这之后，新市、平林军的具体战果如何，史无明文。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即这两支起义军就活动在南阳郡南部离舂陵不远的地区，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寻求友军的问题。十月起兵的舂陵刘氏无疑成为他们可选择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当刘氏兄弟的使者刘嘉到来之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军而进”的协议。与此同时，另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的下江军也转移到随县地区与主力会合，起义军力量大为增强，声势浩大。

　　史载，当新市、平林、下江、舂陵四支义军会合之后，“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资治通鉴·汉纪三十·王莽地皇三年》），用今天常说的一句话讲，叫作“革命形势大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起义军先后在沘水（唐河支流，此处指沁阳以西一段）、淯阳（今河南新野北）击破新莽的荆州军甄阜、梁丘赐、严尤和陈茂诸部，俘获大批俘虏和辎重，部队扩大到十余万人，并乘胜以主力进围宛城，以一部向北推进，攻下昆阳、定陵和郾城，威胁长安、洛阳。

　　此时，在黄淮平原有赤眉军三十余万人，从东方威胁关东战略要地洛阳。在河北有城头子路和刁子都二十余万人，活动于（黄）河济（水）间；铜马有众数十万，活动于清阳（今山东临清）地区；青犊、尤来和五幡活动于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地区。三方面的起义军对在洛阳的新莽军已构成合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