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宋军制，弓弩手在军中所占比例至少有五成。可是到了徽宗末年军政大坏，士卒骄惰、士兵多年“不复教阅”，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军中即便有军事训练也是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军中缺额严重，宋廷不得不大量招募民兵弥补兵源的不足。这些临时招募来的民兵易合易散，遇到金兵往往是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神臂弓本来是有效抵御金军铁骑的制胜武器，“然军兵中能射者亦少”，因此利器并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用。

　　金兵的战术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是将日常狩猎中的经验灵活运用于战斗而已。“凡敌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一般的讲，为了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金兵会使用轻甲骑兵对敌方发起突然冲锋。轻甲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可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但在精干、训练有素的弓弩兵面前就会败下阵来。
　　银术可率领的金兵没有料到宋军会迅速组织起防御，被一顿乱箭射的死伤惨重，丢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战后打扫战场，种师中正要奖赏立功的将士，这才发现“辎重未至”。军兵失望之余，“皆愤怒，相与散去”。
　　如此一来，种师中所部战斗力又大打折扣。
　　五月九日，休整后的金兵卷土重来，“悉兵来攻”右军。
　　吃了哑巴亏的金兵这次改变了战术，派出了足以抵御宋军强弩的轻重甲骑兵混编队伍，“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持弓矢。”金军的重甲骑兵“皆重铠全装”，“被两层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金后的重甲究竟有多重，参照宋制可知：宋轻甲为“三十七斤十两”，重者“五十八斤一两”，金兵的重甲分量应该超过宋廷。金兵披了两层兜鍪还可以来回冲杀，战斗力实在是彪悍之极。

　　日期：2016-09-29 12:44:07
　　宋人沈绾曾到过金营，记载了亲眼所见——金人“兜鍪极坚，只露两眼，枪箭所不能入”。之前的神臂弓已经很难将金人重甲射穿，南宋初年宋人不断增加弩的射程与穿透力，改良后的神劲弓、克敌弓纷纷涌现，虽然踏张困难，发射间隔长，但“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成了宋人克制金兵铁甲重骑的有效武器。
　　见金兵杀至，种师中派出先锋“招安巨寇”杨志迎敌，宋军根本抵挡不住金兵铁甲重骑的冲锋。杨志由间道径归，宋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杨志不战而走，但从其它史料记载，战后杨志由三十八级的“武节郎”连升两级成为“武德郎”来看，杨志又似乎有功无过）。
　　种师中率麾下竭力抵御，宋军伤亡惨重，死尸相枕、一片狼籍。从早晨战至天近午时，浴血奋战的只剩下百余军兵，种师中身被数创仍力战不息。最终，种师中寡不敌众战死疆场，时年六十八。此一役，三万宋军侥幸逃脱的最多二三成而已。
　　战后，“侄沔招魂，奉柩至京师”。宋钦宗悲痛万分“哭于禁中”，亲撰祭文云“吁嗟虎臣，公而忘身”，追赠种师中为向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族属二十人”，并由功德院“赐名旌忠”。中军统制官王从道逃回汴梁，因不救主帅被“斩于马行市”，副统制张师正兵败后逃到大名府，被知大名府李弥大抓获处斩。其余将佐全部官降五级。不久，许翰也被弹劾，罢为延康殿学士、知毫州。

　　就在种师中与金兵浴血奋战，的时候，姚古却并没有如约率军赶往太原会合。最初姚古率军入援太原，军中有十五名士兵化装潜入隆德府，生擒金人任命的知府、通判等伪官员，宋兵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夺回了这一军事重镇。按常理，这十五名军兵舍生忘死，立下如此殊勋，应该受重赏。哪知道姚古却没有如实上报，最终这十五人仅“止于赐帛”。消息传出，军中多有怨言，导致“士气不扬”（《靖康要录》载陈过庭请斩姚古奏折语），军兵不再有死战之心。

　　赏罚不明，是宋军作战力低下的另一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姚古在进兵之初有所斩获，而在夺回隆德府之后，与金兵在南北关相持月余，再未寸进的原因。
　　姚古非但没有履约，反而听信了部下熙河路都统制焦安节的怂恿，对金军将大举来攻的谣言信以为真，率军后撤至威胜军。到了这里，焦安节仍然妖言惑众、动摇军心，不停地劝说姚古后退至隆德府。金兵在打败种师中所部宋军后，短暂休整之后，立即全力来攻姚古。
　　五月十九日，金兵宋军大战于盘陀（太原盆地与长治盆地间的关隘）。姚古所部兵无斗志，在金兵的攻击面前很快就溃不成军。姚古收拾败兵后撤到隆德府，焦安节仍在劝他逃跑。“古既不能斩安节以慰众心，辄从其言，领众宵遁”，于是，“两郡之人皆惊扰溃散”。
　　姚古军败绝非偶然，史载，“人有于上党道中见大刀巨斧凡数十辈拥骑而载妇人者，云是将官宠妾”。姚古军中妇人不可胜数，自然会影响到战斗力。军纪涣散如此，不败也难。
　　日期：2016-10-07 08:37:00

　　姚古率军狼狈败退回汴梁，焦安节被（姚古、种帅中入援太原失利后，得知胞弟殉国，手足情深的种师道悲不自胜，以年老多病为由请辞。靖康元年六月三日，知枢密院事李纲继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招斩之”，众人上书弹劾姚古，众怒难犯，钦宗只好将姚古贬职，“责授节度副使、廉州安置”（一说为广州）。
　　粘罕与斡离不决意二次南侵，于是各自分头备战。使臣带回宋廷对不割三镇及其策动耶律余睹反金之事的解释，即使是傻子也不会相信。遣责宋廷，不过是为攻宋找一个借口而已。即便宋人不违约，也难保双方和约可以维持多久，更何况宋廷毁约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使金人对宋战争的舆论宣传工作做的有声有色。粘罕“大起云中路民兵之太原”，不拔掉太原城这个拦路虎，就无法实现会师汴梁城下的作战目的。

　　就在金兵紧锣密鼓，秣马厉兵积极准备二次南侵的时候，宋廷朝堂之上太上皇赵佶与儿子钦宗赵桓闹起了内讧。赵佶撂挑子跑路，虽然令人可笑可恨，但他的离开，也为新君的政治洗牌少了许多的障碍。徽宗皇帝成了看客，他在位时所宠信的六贼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勔、李彥不仅是失去地位、权力，而且还有丧命的可能。六贼得势的时候，在朝堂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树敌太多，搞的怨声载道、天怒人怨。

　　徽宗皇帝内禅后的第二天，就对外声称“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可是逃到了东南后喘息略定就出尔反尔，以“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先是将东南地区解往汴梁的“递角”、“纲运”扣留，随后更将去往汴梁城“勤王”援兵控制，不准他们继续行进。童贯、蔡攸等人更是把持东南行政、军事大权，准备在镇江拥戴赵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