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孝武帝却喜欢用另一种嬉皮搞怪的方式来惩治他的手下们，或者换个名词，和他们开一些玩笑。这种方式总结下来就是两句话：“文能冥思起绰号，武能诏令打板子。”在孝武帝核心权力层的那几位官员，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孝武帝亲自提兵的绰号，如果你没有，那只能说明你不够格。
　　比如吹牛天才王玄谟就被成为“王老伧（粗鄙吝啬的北方人）”，王玄谟有多吝啬，从孝武帝给他写的一首打油诗可以看出：“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飧。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夏吃春余粮，冬吞秋实藏，诗虽然夸张，但却很形象表现出一副吝啬鬼的样子。
　　又比如长期担任益州刺史，后来入朝担任尚书仆射的刘秀之，他同样也比较吝啬，孝武帝给他起了个略有不同的外号—老悭（抠巴鬼），颜师伯因为门牙特别大，得了“大板牙”的诨名。孝武帝起绰号的性格在他儿子刘子业身上得到了继承，以至于后来他给几个叔叔分别命名为“驴王”、“猪王”、“杀王”、“贼王”。
　　而有时候，手下人做的一些事情不如孝武帝心意，他也会略施小惩，派身边的一个昆仑奴（马来人）给他们挨个打板子。孝武帝打人可不管他官位多高，权势多大，即使是柳元景都曾挨过板子，当然，也有两个例外的人—沈庆之和蔡兴宗。沈庆之是因为年事已高，外加上他立下的功劳一直让孝武帝心怀感激，而蔡兴宗为何没被挨打，有人说是因为他正直，对此我不置可否。不过蔡兴宗能逃避挨打倒是羡煞了颜师伯，他时常对人说：“蔡尚书一直未被戏弄，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除了起绰号和打板子，有时候兴之所至，孝武帝也会做一些欢乐的事，为此还闹出了不少洋相。比如当时的黄门侍郎宗灵秀很胖，每次叩头谢恩的时候总会趴在地上，像只猪一样，孝武帝很喜欢看他的窘态。于是有时候孝武帝就会赏赐宗灵秀一些东西，东西不多，但却分好多次赏赐，而每赏赐一次，宗灵秀就要叩头谢恩一番，看到宗灵秀跌跌撞撞，趴在地上的样子，孝武帝都要哈哈大笑。为了将幽默进行到底，孝武帝还让人给宗灵秀送去一个雕像，雕像是仿照宗灵秀父亲打造的，而宗灵秀把雕像拿回家后便每日磕头祭拜，听底下人汇报完这事后，孝武帝又是一阵窃喜。

　　又有一次，孝武帝要修筑新安寺，号召大家踊跃捐款，而老部下张畅有个儿子叫张融仅仅捐了一百文钱，孝武帝有些不爽。过了一阵子后，孝武帝对手下说：“这个张融是个清贫的好人啊，我准备要赏赐他一个肥缺。”那么，赏赐到哪边去呢，孝武帝找来找去找到了封溪，封溪就在今天的越南，在当时属于交州，流放犯人的地方。所谓的“肥缺”据此看来不过是孝武帝戏弄张融的，估计是这小子太抠，捐的钱实在少得不像话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孝武帝不认识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孝武帝打生下来就见过驴，所以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问起身边的臣子谢袒缘。臣子谢袒缘回复道：“陛下没见过驴，但可以想象。在陛下的心目中，驴长得啥样？”刘骏想了一会儿，咧嘴笑着说：“应该长得像猪吧。”
　　这三件小事也许会让我们对孝武帝以往的刻板印象有所改观吧。然而，孝武帝想把人生过得幽默，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和他一样的，世间总有一些自扰的庸人。孝武帝每次宴饮，为了调节好气氛，都要求大家喝得酣畅淋漓，而这个时候，滴酒不沾的沈怀文就端坐在一旁，也不说话。
　　久而久之，孝武帝觉得这个沈怀文是在标新立异，故作姿态，酒不喝也就算了，话都不说了？而孝武帝每次质问他，他也总是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轻易改变，非是我故作姿态，而是我本性如此。”
　　另外一个煞风景的人是江智源，虽然当初他检举刘诞有功，但孝武帝骨子里很瞧不起这种吃粮骂娘的反骨仔。一次宴会上，孝武帝喝高了，开始和手下人开起了玩笑，结果江智源却说：“人君就得有人君的样子，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孝武帝听了当时就火冒三丈，他骂道：“你爹江僧安就是个白痴，生下来你也是个不懂趣味的白痴！”古代人很讲究孝道，听到自己死去的父亲被孝武帝点名骂了，江智源当时就伏案痛哭，这么一来孝武帝火气更大了，当时就把他轰了出去。
　　什么样子是君主该有的样子，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想法，明太祖朱元璋很严肃，杀功臣毫不手软，结果儿子抢孙子皇位，旧部再也没有人跳出来说话了。而孝武帝死后，明帝夺位后，原先孝武帝的旧部仍能万众一心，力保孝武帝子嗣登基。宋高宗赵构很沉稳，结果在金人面前抬不起头，而别看孝武帝平日里嘻嘻哈哈，但原则问题上却从不含糊。
　　也许，人君样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干得好干不好自有后人去评断，也许有的皇帝在大臣眼中很不屑，却在百姓眼中口碑好；而也许有些皇帝很合臣子的胃口，却只不过是联合臣子一起盘剥百姓的独夫…
　　日期：2017-08-09 12:22:56
　　依法治国
　　虽然在对朝中大臣时，孝武帝会表现地很轻佻嬉皮，可一到具体政务上，却由不得他胡作非为了。
　　在那个社会秩序混乱而动荡的年代，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正常运作。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孝武帝很关心刑律方面，他对秦汉以来的审讯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改革举措：
　　第一，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同时规定“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
　　第二，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

　　大明七年颁布的那条法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解决了三代秦汉以来诸侯官吏恃权专杀不能革除的问题。后来刘骏九弟刘昶窜逃到北魏，孝文帝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一些汉化改革，在刑法上不少便是借鉴于孝武帝，后世王夫之更是赞赏其为“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当然，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又是大不一样，很多政府制定法律很完备，可一到执行起来就显得无所适从了。比如后世的北齐，《北齐律》被多少人捧上了神坛，可这丝毫不影响高家子弟视人命如儿戏，随意残忍杀人的心情。所以，制定法律不是用来规范底下人的，而是看这能否限制到当权统治者。
　　孝武帝本人就多次亲理案件，孝建三年二月，孝武帝指定了每月初一十五在西堂面见群臣，处理朝政的制度。大明元年十月，孝武帝下诏，从今往后，上至群臣，下到黎民百姓，只要有冤屈的，均可以上奏，朕将利用听政日，亲自处理。
　　大明三年他又下诏说：“廷尉对于远近疑案，本应作判决，但一遇到疑难案子，动辄要过很长时间，百姓为此困苦，官吏乘机徇私情。从今日起，犯人押到，卷宗文书送到了就通报，我要仔细审理，不积压案件。如果文案繁杂，证据不足，必须亲自审查，以弄清真相。从今以后依旧听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