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十二月,在这鬼魅般的烂漫气氛中,田令孜率领神策兵五百人,簇拥着僖宗从金光门[1]仓惶出逃,然后昼夜不停地奔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座见证了大唐光荣与梦想却即将被践踏、蹂躏的都城——长安。
极端的气候,极端的政局,二者之间的那一种牵强得近乎迷信的联系,历史学家们向来嗤之以鼻。然而,抛却成见或偏见,以一种更加包容而理智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终究会发现那些深藏在历史罅隙之中的隐若游丝的真相,关于战争、动乱和朝代变迁的真相。
事实上,作为自然环境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气候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2]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E.Huntington)更是认为,历史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超乎所有人的想象。[3]
“几千年来,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气候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甚至破坏了人类文明……
“像中国这样一个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格外的脆弱。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中原地区,所有文明的发展都直接地依靠农业经济的繁荣。农业产量的下降使国家的经济盈余减少,而城市的急剧扩展,商业的发达,战争的进行,行政机构的高效率操作,文化事业和工艺美术的进步,也都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气候的急剧变化通过对农业的影响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论点已为许多曾经存在的文明所证实。比如古埃及文明、迈锡尼文明、巴尔米文明、格陵兰文明和马里文明,其生态环境比中国更为脆弱,在气候巨变的冲击下一一瓦解。”[4]
耶和华对该隐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世纪》4:11-12)古代传统社会对于农业的依赖,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老天不肯赏脸,就势必造成“地不再给你效力”,影响农业收成。而“气候带来的农业歉收,即使是10%的减产,也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人口饱和、储备不充足和贸易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不仅意味着有10%的人将没有饭吃,而且会引起更多人对饥饿的恐慌,恐慌人数要远远大于食物短缺的比例。恐慌会造成食物流通领域的囤积和惜售,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如果这样的状况不能在短期内缓解,就会形成社会动乱。”[5]
【注释】
[1]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唐长安城……西城墙开三门,自北向南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其中,开远门和金光门是西出长安的主要城门。据《旧唐书·僖宗本纪》记载,僖宗出逃长安的路线,乃是“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门出幸山南”;《旧唐书·黄巢传》却载僖宗“自开远门出,趋骆谷”。
[2]人地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也是地理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作为社会性和在一定空间活动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气候是自然环境中影响人类社会的一个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参见满志敏:《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1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3]语出[美]E·亨廷顿(E.Huntington,1876-1947)《气候与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转引自[日]田家康:《气候文明史:改变世界的8万年气候变迁》(前言),范春飈译,0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布雷特·辛斯基著,蓝勇、刘建、钟春来,等译.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2):50-65。
[5]参见马德《气候颠覆历史?》引言:“罗贯中定律”与“竺可桢曲线”。
日期:2017-01-08 14:12:46
于迈说历史之《五代十国:最乱的乱世》
【第六十四节 借富济国】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异邦,大众眼中的富人大抵都带有某种原罪色彩。故《圣经》云:“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马太福音》19:23-24)究其原因,竟不在其德行,而在其身形——“富人通常有一个过于肥大的肚子,进不得天堂的窄门”[1]。以至于其生命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时亦不被同情,施害之人反博得一个“替天行道”或“劫富济贫”的美名。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二月,帝国外患未解,内忧又起——国库入不敷出,赤字严重。掌管全国赋税统计与支调的官老爷们,既想“替天劫富”,为君分忧,又不想败了读书人的斯文,于是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借富济国”的口号:上疏要求向富户及胡商那里暂借一笔钱财。僖宗听罢,连连点赞,当即批示:先借一半,用完再说。脸上露出刘大耳借荆州时那般迷幻的微笑。
相关官员心领神会,霎时参透“向皇帝献爱心、送温暖”活动之公益性质。[2]
【注释】
[1]参见[法]保尔.霍尔巴赫(Baron Paul-Henri Holbach):《袖珍神学或简明基督教辞典》(Théologie Portative, ou Dictionnaire abrégé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单志澄、周以宁译,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由于高骈的及时劝谏,向富户、胡商借资(有借无还)一事并未成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广明元年(880)二月条,载:“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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