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0-21　3:53:35
　　我被丨警丨察带回了派出所，随后又被带到分局，在省城里很是辗转了一下子，这倒也不错，我还没在省城里转悠过呢，现如今坐着警车逛街开眼，感觉自己还挺风光的，在车上美滋滋的乐，整的押送的民警面面相觑，以为抓了个神经病。我之所以这么乐观，是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打了个人嘛，属于社会治安问题，顶多拘留一阵子，我甚至准备回头打个电话请我师傅向厂里请个假，准备放出去以后在省城里再玩两天。由此可见我当时不但是个文盲，还是个法盲。最关键的是，我根本就低估了马肥婆的活动能量。由此可见，我根本不是个聪明人，只是个耍着小聪明的蠢材，这种自不量力的愚蠢几乎让我生不如死。
　　后来提审我的丨警丨察告诉我，徐教授躺了仨月就出院了，跟我预计的半年有些差距，也不知道是我打得轻了还是这厮当右派的时候挨打挨惯了。马肥婆在医院躺着死活不出来，说我把她踢成脑膜炎了，真他妈的，没听说过脑膜炎是踢出来的。还说我把她弟弟脑袋踢坏了，现在她弟弟有点傻了。这也纯属诬陷，照我看她弟弟本来就有点傻，否则为什么我把他踢到墙根上，他又骨碌过来抱我的腿，来回好几次，不是傻子哪能干出这种事？总之马肥婆是讹上我了，通过她爸爸马书记给学校施压，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个歹徒在堂堂社会主义校园里行凶，目无法纪，是何等的猖狂，又给学校造成了何等的恶劣影响。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不严办的话，国法不容，天理不容。学校又找公丨安丨机关交涉，要求严肃处理歹徒，打击刑事犯罪，净化办学环境等等。我这边根本没什么人说的上话，就算我家里知道这事，也没这个能力去走后门帮忙，何况我家里目前还不知道这事，更何况马书记不但施加了压力，还各处送了礼使了钱，要求务必致我于死地。又正赶上当时社会上在严打，当地的大案又不是太多，分局领导们正在头疼，赶巧我送上门来，焉能轻易放过？于是当即把我的案子当作典型案例来处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不判我个十年八年，恐怕连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
　　我的案情比较简单，因此审讯非常顺利，我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预审的丨警丨察对我良好的认罪态度非常满意，纷纷夸奖我是模范嫌疑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竹筒倒豆子，交代的一干二净。”等我把所有他们需要的豆子倒出来之后，他们笑眯眯的准备离开，这时候我问了一句：“丨警丨察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还想在城里转转呢？”预审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着急，你态度这么好，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的。”我点了点头说：“谢谢啊。”临出门他又补了一句：“应该五，六年就出来了。”
　　这句话听到我耳朵里犹如五雷轰顶，直接把我炸傻了，我一把拉住要出门的丨警丨察，问道：“啥？什么五，六年？”丨警丨察吓一跳，厉声道：“松手，要不给你加一条袭警！”我松开手，脑子里一片茫然，如坠梦中。后面丨警丨察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好像大意是让我进去以后好好学学法，出来以后重新做人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对我说话，一定是在说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屋里戴着手铐的就只有我一个，他们板上钉钉，说的又绝对是我。我心头涌起一阵荒谬怪诞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一分为二，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虚构的我，而真实的我根本没事，只是坐在这里看热闹而已。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被架起来往外走，我才终于明白这不是开玩笑，根本不存在两个我，就是这一个，打了人的是这个，要坐牢的也是这个，一瞬间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当天我就被羁押在分局看守所里，里面还关着一老一少，也是满脸的惊恐和无助，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也无心和他们搭讪，何况这里也不是搭讪的地方。我心里百感交集，有绝望，有后悔，有害怕，有伤心。但是更多的是对苗苗的愧疚，她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怎样？会来看我吗？还是会恨我如此愚蠢，从此不见我的面？我不敢往下想，只感觉自己浑身无力，四肢发软。虽然我的前程算不上如花似锦，但是至少有希望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而现在，所有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幸福瞬间离我而去，关于未来的梦想从此变得遥不可及，我绝望得几乎要以头戗地，唯死而已。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只听见另外两位也翻来覆去地长吁短叹，相信也正忍受着绝望的煎熬。我突然对自由无比渴望，渴望和苗苗翻墙逛公园，扒厕所看电影的日子，渴望我独自一人在漆黑的街上游荡偷窨井盖子的日子，甚至渴望我在云南割橡胶树吃蚊子喝玻璃汤的日子。那些日子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我都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而今这种这种自由突然被被剥夺，只剩下孤独和无助陪伴着我，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一堵薄薄的高墙，便是天堂地狱之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