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1-14 09:36:30
　　王继忠物色的中间人是驻守莫州的宋将石普，石普与他一样都是真宗皇帝的藩邸旧人，二人交情不浅。王继忠给石普写了封私信，另外托他转交给真宗皇帝一封密奏。在密奏中，王继忠回顾了自己被俘的始末，重点提起自己陛辞之际真宗亲口讲的“惟以息民止戈为事”，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现在作书就是为了玉成其事。真宗得知成为“烈士”的王继忠尚在人间不禁百感交集，他与王继忠相识相知二十多年，对王的笔迹书写语气自然十分熟悉，更何况王继忠陛辞之际说的话属于机密，他人绝对不可能知晓。所以对于辽人通过王继忠传递和议的事情，真宗觉得可以信赖。由于事发突然，辽军南侵以来虽然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但始终把握着战场主动权，现在突然主动提出和议，主战与主和的大臣都觉得事情蹊跷，纷纷劝官家慎重其事。不只是群臣如此，真宗皇帝也是心中打鼓，他担心的不是辽人和议的真诚与否，而是担心辽人提出关南旧地归属权的问题，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就掰扯不清楚。如果辽人执意纠缠这个问题，宋廷就必须义正辞严的拒绝，不惜一战也必须保全疆土完整。

　　关键时刻，宰相毕士安为官家剖析道：“辽人南侵，是担心我朝长存恢复燕云之志。此次师出不利，就此退兵却心有不甘，势成骑虎，不得已通过王继忠请和，应该是出于真心。”斟酌再三后，真宗皇帝抱了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的心理，用手诏的语气写信给王继忠，再次阐明自己息战安民，不愿穷兵黩武的初衷。王继忠提议由宋廷先遣使臣议和，但真宗不愿意贸然就派遣正式使臣，他还想摸清楚辽人的底牌，看看辽廷是否真的有和议的诚意。

　　真宗皇帝知道王继忠不可能是这封回信的第一个读者，有意用了回答臣子奏疏的语气。这样行文有理有利有节，不墮大宋天朝的国威，在外交方面大宋朝暂时占得上风。
　　正如本文开始所讲，宋辽双方早就有意罢兵讲和之意，宋真宗即位不久，西京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朱台符就建议真宗皇帝推行从前宋提出的诱之以财货，许以关市与契丹讲和，以解决北部边患。朱台符的这个建议“时论称之”，可见讲和在当时是种共识。辽朝方面，萧太后也以年高为由，时而流露出厌战的苗头。辽廷本来想着以战迫和，争取战场主动权，期望在和谈的时候为已方增加更多砝码，哪知宋人摆出死磕的阵势，骑虎难下的辽人不得不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

　　日期：2016-11-16 08:34:04
　　二、 瀛州保卫战
　　与此同时，辽人仍不断的通过王继忠与宋廷勾通，希望双方可以达成和议。大约过了月余，宋真宗收到了王继忠的第二封书信。在信中，王继忠告诉真宗，辽军已经率军直驱瀛州，因为这里是辽廷关南旧地，所以此次辽人志在必得。在书信中王继忠提醒真宗瀛州“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真宗皇帝自然明白，书信确实是王继忠亲笔，但他只是一个传声筒而已，这是辽人在赤裸裸的恫吓和外交讹诈。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真宗皇帝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关南之地真的是双方和议的瓶颈。真宗皇帝只是泛泛表达了言和的意向，辽人主动提出瀛州，显然这是他们和议的底牌。双方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和议之事就难以继续进行。但“乞早遣使议和好”之句也暴露了辽人的真实面目：进围瀛州不过是他们以战促和的伎俩罢了，辽人在军事方面虽然仍掌握主动权，但目的仍是希望尽早达成和议。

　　在没有收到王继忠第二封信之前，真宗皇帝就令岢岚、威虏军、保州、北平寨的宋军主动向辽军发起进攻，这样既可以分散辽军的兵力，还可以令辽军首尾无法兼顾，扭转宋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所以成竹在胸的真宗皇帝不为所动，在臣下面前淡定的表示“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
　　闰九月二十二日，辽军赶至定州。数万宋军主力精锐在唐河严阵以待，主帅王超严格遵照真宗诏旨按兵不战。
　　真宗皇帝即位之前，虽没有参预国政的经验，但他在即位后，立刻用心审阅沿边地理，留意山川要害，不久即能指出边臣奏报中的错误所在，每年都亲自布置“防秋”大计。有其父必有其子，真宗皇帝和父亲一样，喜欢给前线将领颁制“阵图”，以实现“将从中御”。
　　“将从中御”一语最早见于先秦兵书《军志》“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孙子兵法》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六韬》也认为“国不可众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宋的军事不振，就是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有关。准确的讲，与宋太宗有关。
　　宋在立国之初，赵匡胤实行积极稳妥的军事战略，对前线将领至多做宏观上的战略指导，不拘泥于阵法也不会用阵图束缚将领，对将领们的具体用兵不干预，不指手划脚。宋的这种驭将之道，到了宋太宗时代出现了一些变化。出生在五代时期的宋太宗，对唐末五代以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现象十分畏惧，为了扭转五代以来君权衰弱、武臣跋扈拥兵割据的局面，如何控制出征之将帅，是萦绕在他心头的大事。为了避免成为继五代后出现的又一短命王朝，赵光义想方设法控制前线将帅，做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便是损兵折将，斥地与敌，也不会放弃“将从中御”的政策。宋太宗通过预授将帅阵图等手段，剥夺了前线将领的指挥权，致使临敌的宋军难以随机应变，无法发挥出最大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