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宝鉴解红楼:红楼梦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第7节

作者: 正气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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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年后,时光也从春秋早期一下转到了战国中后期,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玉辗转到了赵惠文王手里。赵王自然是视之为奇珍异宝,恨不能每天抱着睡觉,时常拿出来把玩。秦惠王得知后,对这个宝玉也是垂涎三尺,于是提出以十五城交换的条约。
  这当然是诳骗之辞,秦王再昏庸,也知道宝玉的价值是远不能和城池相提并论的,何况还是十五个城池。而赵国也不想做冤大头,城池肯定是得不到的,但也不能无缘无故失去这块宝玉。这就引出了“完璧归赵”的故事,也成全了蔺相如的绝世美名。
  秦王这次费尽心机,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吃了大亏。从此,秦赵二国的仇恨就更为深重了。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赵为秦所灭。此时的秦王正是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那块让其曾祖父日思夜想的和氏璧也到了他的手里。
  对这块宝玉,秦始皇也是爱不释手,他甚至将其制成了玉玺,将之作为最高皇权的象征。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九年,便制造了御玺,刘邦灭秦得天下后,子婴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宝”。到汉末董卓之乱,御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一度流于诸强,后被南朝承袭。隋亡后,御玺被隋朝萧皇后带到突厥,直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御玺归唐。五代时,天下大乱,流传的御玺不知所终。在六朝以后的记载中,大都认为被秦始皇所用的御玺是用和氏璧改造而成的。王莽篡汉时,曾派人向自己的姑姑汉孝元太后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当时王政君大怒将玉玺砸在地上,致使传国玉玺还崩碎了一角,后以金补之,从此留下瑕痕。

  汉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兵士见宫中一井晨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献帝禅让,汉亡。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公元350年,再传冉魏,后冉魏乞求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南京),这样,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大隋一统华夏,传国玺遂入隋宫。公元618年,隋亡。萧后携皇孙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从此以后,这块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最为宝贵的玉不知所纵,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迷。

  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自身的尊贵性,秦始皇在玉玺制作完成后,刻上了“受命于命,既受永昌”。而在《红楼梦》中,宝玉所衔通灵玉上也有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且更让人大为惊讶的是,第二句惊人的相似!“仙寿恒昌”其实和“既受永昌”是一个意思!和前面所说的贾瑞和文天祥之间的关联一样,这都不是巧合,而是作者刻意为之!
  宝玉是“含玉而生”的,口中有玉,即为“囯”!(王的本意就是玉)这个“囯”字是“國”(国的繁体字)的异体字。这两个字曾经长期共存,在许多古籍中,“囯”字都是存在的。虽然这个字很生僻,但在《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等这些书中,对这个字的解释,就是“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表示和清廷的区别,特地用了这个“囯”字!
  也正是因为宝玉即是影射着“和氏璧”这块天底下最为宝贵的玉,象征着最高皇权。为了显示出宝玉的特殊性,作者干脆也就不再替他找寻什么大名了,自始至终就称其为“宝玉”!
  既然宝玉如此重要,那么对宝玉的争夺又象征着什么呢?
  日期:2017-03-04 22:21:33
  纪年里隐藏的秘密

  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是干支纪年,另一种是年号纪年。
  所谓的干支纪年法,即是以十天支——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取一字的纪年方法,第一年为甲子年,次年为乙丑年,以此类推,直至最后一年癸戌年,到了第六十一年又重新归为甲子年。也即是说,第六十年一个循环。
  比如说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发生于1894年,而这年的旧历为甲午,故称甲午战争。别的什么历史事件,诸如辛酉政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辛亥革命等等都是以干支纪年来表述的。
  这种纪年法最大的坏处就是无法知道确切的时代,任何一个干支都是六十年一个循环。比如说1894年后的六十年后的1954还是甲午年,再过六十年后的2014年依然是甲午年。所以如果只是说某个干支,我们是无法确切知道具体是指哪一年的,必须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
  另一个纪年——年号纪年法就很轻易地避免了干支纪年法的缺陷。所谓年号,顾名思义就是给某年起的名号。在汉武帝之前是没有年号的,而是从某位帝王即位伊始算起。比如秦惠文年继位后,第一年称元年,第二称为二年,以此类推,一直到其去世,新君继位又称元年。但这样的纪年法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那里被破坏了。在汉文帝刘恒继位的第十六年,本来应该是其第十六年,可他竟然又改成了元年。后世也就只好称为前元和后元。到了其子景帝刘启就玩得更火了,竟然两次改元,后世称为前元、中元和后元。

  父祖二人数次改元直接促成了年号的产生,在汉武帝继位的第十九年,始建年号“元狩”,并追以前十八年为三个年号“建元”“元光”和“元朔”,每个年号分别为六年。从此以后,就形成了年号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甚至以后袁世凯称帝和溥仪的伪满洲国也都有年号。
  较之干支纪年法,年号纪年法的优势就是一般来说不会重复,前人用过的年号,后世一般不会再用。但缺点也是十分的明显,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和武则天都有十几个年号,甚至一年之内数次改元,弄得人烦不胜烦。这样造成的混乱还不如干支纪年法,起码短时间内的纪年是不会混乱的。

  这样混乱的情形到了明代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自明朱元璋开始,明清两代的帝王一般来说都只有一个年号。只有明英宗和清太宗有两个年号,明英宗是两次登基,而清太宗是一次称汗一次称帝。由于每位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我们也可以用年号来称呼某位皇帝,比如嘉靖皇帝、万历皇帝、乾隆皇帝等。
  当然,还有第三种纪年法,年号加干支,比如说崇祯庚午,即是指崇祯三年,因为这一年是干支纪年的庚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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