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的思路是，丝线会把天空的电传到地面，假设天空有电的话。他注视着天空，等待合适的时机，当看到云层中隐现闪电时，他立刻握住钥匙。只见一个火花顿时迸出，就像莱顿瓶放电一样。富兰克林还让闪电使莱顿瓶充电。由此他证明，闪电的本质上就是电，于是他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1785年，科学家库伦建立了一条重大的电学定律。库伦非常吃惊地发现，库伦定律的平方反比关系正好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类似。从库伦的工作可以明显看出，引力和电的作用方式非常类似。接着，他又对磁做了类似研究，发现磁力也服从平方反比定律，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因为它证明了三种基本力都服从类似的定律，宇宙确实是按一套简洁、有序的原理运行的，
　　18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新时代的黎明，在新时代里，电将被人类利用并产生效益。到了1800年，伏打发明了第一只电池，到了1831年，法拉第制成第一台发电机。此后，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

　　在生命科学方面，瑞典科学家林奈于1735年出版了《自然系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生物分类体系，并且使他成为瑞典最著名的科学家、近代分类学的奠基人。经过许多年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他的书终于为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处理一个最让人感到棘手和困惑的问题铺平了道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为世界上各种生命形式进行命名和分类。
　　林奈把生物物种分为“门、纲、目、科、属、种”几个类别，他的主要目的只是创造一种既实用又方便的命名系统。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的命名系统的大部分在今天仍然在使用。
　　18世纪对“物种不变论”（即所有物种永远保持不变）的论战在世纪末由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达到白热化，这就是拉马克和居维叶。他们两位都是法国人，这并非偶然。巴黎在当时已经成了生物学研究中心，拉马克和居维叶这两个人成了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是研究无脊椎动物的专家，一个是研究脊椎动物的专家。
　　在争论中，拉马克打开了通往进化论的大门，尽管他的“拉马克主义”是错误的，而居维叶试图关闭这扇门。居维叶注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他的经验主义体现了理性时代的主要倾向。拉马克也成功地推进了近代科学最伟大和最权威的理论之一。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错误，那是因为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束缚，而任何敢于提问并且敢于回答的人都会遭遇此境。
　　正如后来的科学家古尔德所写：“有些事情也许可以沿直线到达，但是通往科学真谛的道路总是和人的头脑一样弯曲和复杂。”
　　这一说法既展现了科学的挑战性，也展现了科学的神奇性，真理是以奇异和迂回的方式显露的。在接下来19世纪的科学探险中将进一步展示这一点。
　　日期：2017-09-08 21:24:58
　　第十三章　启蒙思想家

　　法国启蒙运动
　　对于人类理性和权利的尊重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的特征，在18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人性、善良意志、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甚至温和专制的政府也认为它们具有促进人类幸福和福利的功能。对于中世纪思想制度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世纪末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而旧制度也为新的社会让道。
　　18世纪的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启蒙运动法国哲学家的印记。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法国牢牢地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度。国民议会被废除，贵族在很大程度上被贬为国王的公仆和朝臣，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但是路易十四终于在其统治末期面临重重的政治困难，政治争论也随之出现。
　　政府的管理不当引起人们的逆反，法国的政治讨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复苏的。人们批评政府效率不高，希望有一种更为开明高效的绝对君主制。可是，法国人缺少政治建制，所以，要采取英国国会那样的代议制，并不容易。变化只能采取政治剧变的方式。这种剧变于1789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到来。

　　法国人不仅缺少政治建制，政治理论的传统也基本被切断了。结果就是，18世纪初的法国人大规模输入英国的思想。法国思想家受到牛顿物理学的吸引，受洛克政治哲学的启发，新的科学和自由主义是他们的理想。启蒙运动的法国思想家把英国的政治形式当作典范，法国知识分子都成了“亲英派”。
　　18世纪法国的政治讨论的源头在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文学沙龙。在这种优雅精致的环境中，政治、哲学和文学很容易水乳交融。这种讨论的结果也许并不很新、很原创，很大程度上只是把旧思想运用于新语境而已，旧瓶装新酒。但是，当旧思想被这样运用的时候，它们常常获得一种不同的含义。
　　在这里，英国的政治思想，发挥了对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国进行社会批判的作用。那些高于国王、赋予个人以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自然法观念，在英国是服务于稳定和社会保守主义的，在法国的语境中却起着对政权的批判作用。在英国，谈论权利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着这些权利，但在法国的环境中，这些权利的观念却是抽象的、思辨的、远离现实的。
　　法国人输入洛克的人权观念，却没有英国人的政治实践经验。人权的概念一方面是激进的，是对绝对君主制的抨击，同时又是思辨的，没有具体的政治基础。英国观念的法国版本常常是尖刻的、批判的，而不像英国人那样，混合着务实的精神和改良主义。
　　尖刻的口吻是与现实有关的。阶级差别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更加不可调和。教士们拥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并拥有某些特权。贵族也有特权，虽然他们的政治势力不如从前。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比英国的更有影响力，强大的法国商人感到他们担负着比别人更沉重的包袱。
　　在法国，贵族和教士是享受特权的寄生虫，国王的权力则效率低下。因此，最重要的批判者大多来自上层资产阶级。启蒙运功的哲学家们把理性和传统相对立，并且希望借助理性在反对特权和无知的斗争中取得幸福和进步。
　　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坚决相信人的理性。所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被称为“理性时代”。哲学家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依据人不变的理性为道德、宗教、伦理奠定基础。同时，要“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人民之所以过着贫穷、备受压迫的生活是因为无知、迷信。
　　简单来说，启蒙运动的哲学包括几个基本成分：人性本善，人生的目标是此世的幸福。这个目标可以由人自己通过科学而达到，达到此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无知、迷信和不宽容。要克服这些障碍，我们需要的是启蒙，而不是革命。通过更多的启蒙，人将自动地更有道德。因此，通过启蒙，世界将往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