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沅巡抚的辖区, 在明代只有一个大致范围, 在清初经历过多次调整。顺治五年, 清军尚未占领湖广与贵州交界区域, 规定偏沅巡抚往来湖南、湖北, 偏沅巡抚缐缙说:“臣辖湖北、湖南地方, 在衡永之界有广贼窥伺, 辰常之地有堵逆作乱, 长沙之界有金贼跳梁, 靖州境内有陈叛谋变, 四面应宜兼顾。”顺治九年前又规定辖区为荆州、常德、长沙、衡阳四府。 后驻扎在沅州。至康熙元年, 受湖广、陕西分省的启发,科臣姚启圣请求将湖广分为湖北、湖南两巡抚辖区。湖广总督长庚“以湖北之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属湖北巡抚辖, 以湖南之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 郴靖二州属偏沅巡抚辖, 刑名钱谷各归管理。”经过这次变动, 偏沅巡抚开始具备省域巡抚的职能, 成为湖南省的行政长官。康熙三年闰六月, 偏沅巡抚移驻长沙府。 由上述变化也可以看出, 偏沅巡抚在康熙元年以前是不管理刑名钱谷事务的, 因此他的辖区仍是两属, 康熙元年分辖后才分管刑名钱谷, 具备省域巡抚的职能。

　　日期：2017-06-15 15:24:32
　　在清康熙朝，偏沅巡抚的任免往往还是与防红苗、保驿道有关。
　　如金玺降调，缘其隐惹红苗抢掠之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703年5月27日):“吏部、兵部会议吏部侍郎傅继祖等往湖南察审红苗抢掠一案，地方官隐匿不报是实，应将总督郭诱、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官雷如俱革职。”得旨:“总督郭诱、提督林本植着革职，巡抚金玺着降四级调用，总兵官雷如着革职留任效力。”
　　而赵申乔的上任和离任也事关镇筸红苗。赵申乔原任浙江巡抚，朝廷获知“镇筸红苗肆行掳杀，地方官不究不报”这一情况后，命其与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工部右侍郎甘国枢“驰驿前往湖南，详察具奏”，遂调任偏沅巡抚。其离职系因与湖广提督俞益模“互相参劫，有乖大体。巡抚有疆陲之责，提督有弹压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误地方，着俱离任候审”。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六日(1710年2月4日)奉旨离任候审后，“偏沅巡抚印务着差往审事侍郎王度昭署理”.

　　日期：2017-06-15 16:47:19
　　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成历史陈迹　
　　偏沅巡抚自明朝后期设立，清初承袭，历经两朝。清代湖南巡抚虽由偏沅巡抚改名而来，但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偏沅巡抚与湖广巡抚是并立的，康熙三年湖广行政区划调整后，才与后来的湖南巡抚辖境相一致。偏沅巡抚始于明朝万历年二十八年(1600)，清顺治二年承袭，于清雍正二年(1724)终结，前后断断续存在了124年。其辖境经历了由不固定的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到清康熙初固定为七府二州的变化。其驻节之地，先是在偏桥、沅州两轮流驻扎，后移驻到长沙。从设置情况来看，经历了由临时性差遣到常设再到定设的过程。其职能则由主要主持防剿之事向全省最高军政长官转变。偏沅巡抚在清代存续的情况与湖南建省的经过几乎重合，其变化与湖南建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驻偏沅到移驻长沙并改名，无疑是湖广最终分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

　　日期：2017-06-15 19:28:59
　　湖广南北分闱和湖南建省
　　虽然偏沅巡抚的设立，是湖南建省的开始，但是真正引燃湖南脱离湖广省的导火索确是湖南科举的单独开考，即所谓两湖南北分闱。
　　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取士，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作为科举大省的湖广省解额和增广额均较多，取中人数也相对较多，从顺治三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7年间，湖广共开科26次，录取举人2204名。然而，来自湖南的考生中式者仅有440名，平均每科16.9名，即便是湖南录取人数最多的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也仅为湖广省中举数的三分之一。湖北和湖南在乡试录取人数上的悬殊差异，引起湖南士子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请求在湖南建立贡院，单独举行乡试。桂阳举人郭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向朝廷上《呈请南北分闱文》，极力呼吁两湖南北分闱。

　　日期：2017-06-15 22:01:33
　　以郭远为代表的湖南士子认为本省考生之所以在湖广乡试中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郭远在呈文中说:“湖南湖北之科举中试，其难易、多寡至于如此悬殊者，故非其人其才为之，实其地其势为之也。”“其地其势”即是指湖南考生前往湖北武昌应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需要横渡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加之考生前往武昌的时间为六七月间，经常会遇到狂风暴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盖湖南隔阻洞庭，洞庭之波八百余里，南士赴武昌乡试，有远至二三千里不等者。扁舟一叶，常以六月间起程，而长途迁延，加以大湖风阻，或相守至十日半月不能移舟。比至省城，试期已过，每科多有…数千里裹粮而来，至不得一望见棘闺竟去，辛苦凄凉，谁可告诉?又有冒险赴期，风波不测，为南士之所极不忍言者乎!”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很多湖南考生无法按时到达武昌贡院，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湖南考生延误情况有明确记载:“其余初九早始到，如长沙属生员尹有孚等四十二人，衡州属生员赵居敬等九十三人，常德属生员唐待征等三十一人，宝庆属生员刘应奎等七十八人，永州属生员唐若愚等八十七人，郴州属生员朱大澎等九十六人，皆以弃舟奔赶。不及场期者，合计尚得四百二十七人。”即便能赶到武汉，考生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准备，只能匆忙入场应试。郴州生员杨遂等25人于八月初八日才赶到武昌，已经错过按时点名入场，好在得到湖北官员给予特殊关照，才能进场应试。

　　赴武昌应试不仅行途艰辛，甚至于冒生命危险，而且中式希望渺茫，这让很多湖南士子望而却步，应试人数明显偏少。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应试和录取的举人数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湖南、湖北通过科试录取参加湖广乡试的名额均为3000名，但湖北在科试之外，还通过录遗、大收等方式选拔6000多名生员参加乡试。这样，在每次湖广乡试的万余名考生中，湖南考生仅仅只有2000余名，湖北考生则超过8000名。两湖录取人数更是悬殊，湖北中举者高达67名，而湖南仅仅只15名。湖南应试考生人数逐渐下降，使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湖南沦为科举的落后地区，“南士相戒以科举为畏途，草门寒士资斧艰难，至有终身不窥场屋。近科以来，赴闺者视从前又加少矣。及今不为早计，将来日益凋落，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则是朝廷今日之加恩广额，以湖北为近水楼台，而湖南终不免向隅之磋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