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雍正的这道上谕，宣告了湖广省的湖南、湖北两省的彻底分开，湖南从此成为完全独立的一个省份。以后的史料中，“湖南省”三个字就经常连着出现了。如当年八月，雍正下令“湖南省开局鼓铸”。第二年的九月份，雍正谕内阁：“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著将辛亥三省额征钱粮各蠲免四十万两。”二十多年后的乾隆二十一年，湖南的第一部省志-《湖南通志》也修成了。
　　日期：2017-06-17 15:15:35
　　如前所述，到康熙六年，长沙已驻有巡抚，按察使司、布政使司也已冠上了“湖南”二字，掌管民政、刑政、财政的衙门都已具备。既然如此，为可整个康熙一朝，湖南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份呢?
　　当时署理湖南布政使的夔舒对这个问题的一番话倒值得考虑。他说：(乾隆)辛未，余补湖南辰沅永靖道。甫下车，欲览湖南专志，为敷治之籍，群曰无之，或则谓附《湖北志》，余窃怪焉。谓湖南向者大比，赴校鄂闱;岁科两试，无专学使。虽有湖南、湖北之分，似犹未自为一省。继蒙世宗宪皇帝天恩溥遍，于雍正甲辰科截然分南北两闱;另设学臣，按郡考试，迄今多历年所。稽幅员之广狭，郡县之多寡，人文事业之炳蔚，与湖北相颉颃，…而通志独附于湖北，似为非体。”

　　夔舒认为：雍正甲辰以前，因为湖南尚未举行乡试，又未设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而不具备完整独立的省政，“犹未自为一省”，因而未有专志;雍正甲辰以后，则情况已变，湖南各方面都已“与湖北相颉颃”，再无专门省志，则“似为非体”了。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日期：2017-06-17 17:22:27
　　至于学政，又称学道，全称为提督学政。其职责是“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
　　，主管一省的教育行政，按期到所属州府主持院试考秀才和选拔秀才参加乡试。其地位与督、抚平行，是一省的重要官员。康熙以前，湖广省因地方辽阔，与江南省一样设两员学道，分掌湖南、湖北之教育行政，康熙元年裁并归一 。此后康熙一朝未再分设。直到雍正二年湖南开闱乡试之后，湖南分设学政一事才又重新提出。这一年的闰四月，湖南巡抚魏廷珍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众士子俱赴臣处具呈：以为湖南分闱既蒙皇上特恩矣，但湖南、湖北学差一人，则一岁一科考试，不能两次到湖南;至乡试之期，又不能两处录遗才。如再添一学政衙门，…则一岁一科考试及录遗才俱得其宜。

　　此折上奏之后，引起了雍正的注意。这年六月，王朝恩接替魏廷珍到湖南任巡抚，雍正面谕王朝恩到湖南后调查湖南士子及地方官对此事的态度，“查议具奏”。到雍正三年，朝廷正式向湖南派出了湖南学政。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6�1学政年表》的记载，此任湖南学政由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鸿中担任，于雍正三年二月乙亥(十二日)派出。
　　这样，到雍正三年，湖南已经具备了行使民政、财政、刑政、教育等职能的行政机构，基本上具备了完整的省政。
　　日期：2017-06-17 19:35:46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湖南的建省是逐步完成的。康熙三年，偏沅巡抚移驻长沙，与驻武昌的湖广巡抚划分辖区;湖广右布政使也移驻长沙，与留驻武昌的湖广左布政使划片对治，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一步。康熙六年，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二步。雍正二年，湖南开闱举行乡试，偏沅巡抚也改称湖南巡抚;雍正三年，湖南开始设立提督学政，至此，湖南的省政已基本完整独立，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三步。雍正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湖广官员回避规定的上谕的发布，则标志着湖南建省的第四部。湖广南北分闱，设立学政，文化独立，行政机构齐全，湖南建省完毕。

　　难题仍旧无解，湖南没一个建省日期。2013年，贵州迎来建省600周年，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举行了贵州建省600周年研讨会。2074年，云南将迎来建省800周年的节庆，也许云南将举行更大的仪式欢庆这个节日。只是湖南也许永远没有这种节庆，因为湖南人不知道哪年庆祝建省。
　　但是对偏沅巡抚在清代存续的情况与湖南建省的经过几乎重合，其变化与湖南建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驻偏沅到移驻长沙并改名，是湖广最终分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几乎没什么异议。
　　而偏沅巡抚的设立，仅仅是为了防止腊尓山红苗对那条名叫“入湖广道”驿道的威胁。
　　日期：2017-06-17 21:44:06
　　“一线道”的后来和今天
　　就这样，在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后，为了维护云南到大都（北京）的驿道的畅通，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并在明清衍生出湖广行省专门在西部驿道入口设立了偏沅巡抚，就是这个偏沅巡抚清初改名为湖南巡抚，并通过湖广行省的南北分闱，在清雍正年间把湖广行省分为湖南和湖北省。
　　这条云南通往中原的主要驿道，在清中晚期后逐渐的衰落了。走在清中晚期的“一线道”上，你会觉得格外的荒凉。
　　清代中期以后，管驿官对过往的官员大兴逢迎之风。高级官员过境, 对于职位卑微的州县官员来说是一个极力巴结的好机会, 所以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逢迎之中, 直接损害了驿站功能的有效发挥。《镇远府志》卷21有地方州县官吏利用偏桥驿百计奉承, 假公营私的真实写照: 平日过差稀少, 反似寂寞无聊。忽闻探马驰传某差将至, 即兴致勃勃以为奇货可居矣。施秉知县杨懋德在《偏桥驿夫论》中, 也揭示了这种逢迎惟恐不及的心态: 州县官端居衙署, 惟听探马一言: “上游某差将至矣, 下游某差已临矣, 不分有无勘牌, 多寡紧缓, 立即签差四出, 沿乡逐寨, 派役签夫且即钦差上宪往来果尽出于勘合乎?下陈酒席不算, 而家眷杠抬动至千数百, 甚至拉马载狗, 迁货物, 肩花木, 轩优奴, 皆属此夫。名虽发银, 而有司兢兢焉, 缴花之惟恐后矣, 莅斯土者, 即曰贤能。而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此等夫役果在百名之中乎? 抑在百名之外乎? ”

　　日期：2017-06-18 06:40:24
　　晚清管驿官员滥用驿权越来越严重, 而中央对此却无法监控。有的官员甚至私自填发火牌(一种通信的凭证), 擅自用印封私人信件付入驿站驰送, 以致各驿站每日急递公文数百件。尽管朝廷一再三令五申, 仍有胆大的官员私书贺禀, 以四百里、五百里, 甚至六百里的速度递送。
　　而且文报传递迟滞、丢失、延误, 乃至被拆看时有发生, 邮传系统的安全与准确已远远不如过去。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贵州巡抚曾璧光接到兵部封发的夹板时, 发现黄布包上的印花、内外封简、钉封均被拆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