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姚义杰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珍藏的几本武侠小说找了出来。因为在这几本书的不同位置上，都夹着一些面额不同，却同样被叠放的整整齐齐的钞票，一共三百二十元钱。这是他开始工作以来，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准备年底再凑点之后买张摩托车。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不算很多，但也绝对不少。
　　可姚义杰还是觉得不够，他再找二哥和母亲分别借了两百元钱。
　　然后，他怀里揣着这笔在当时来说，很多贫困劳动人民终生都没有拥有过的巨资，走出了家门。
　　来到医院，照顾了夏冬一整夜的北条回家睡觉了，现在守候在病床前的是正背对大门聊天的何勇与鸭子两人。夏冬已经苏醒过来，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安安静静听着另外两人不着腔调的扯谈。

　　他最先看到姚义杰走进来，身子微微一动，原本还有些呆滞的双眼放出了一丝亮光，用几乎呻吟般的语调轻呼了一声：
　　“义哥……”
　　这一声轻呼传入姚义杰的耳中，他的脸立马变得通红，激起了心底无法言表的百感千言。
　　在门口稍微站立了数秒，加快脚步走到三人面前，握着夏冬的手，姚义杰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表明什么一样，简单和其他两人打过招呼之后，就直接将口袋里装好的一包钱拿了出来，放在夏冬的枕头下，很多的话想要说，出口却只是一句：
　　“夏冬，好些没有？”
　　夏冬的目光一直随着姚义杰双手的动作，死死盯着他手与手上的那包钱，半响过去，依然没有回答，姚义杰再问了一声。

　　却听到夏冬微微一声轻吟，想要偏头到另外一边，却因为伤势疼痛无法转身，只得闭上双眼，一行泪水从眼角流了出来……
　　那天，待精神不佳的夏冬吃完中饭睡着之后，姚义杰、何勇、鸭子三人走出了病房抽烟。在医院住院部狭长空旷的走廊上，他们三人之间进行了一次虽然很简短，但是穷尽他们毕生时间都不曾有须臾或忘的谈话。
　　以下描述是其中一位当事人于一个星期之前，在电话中对作者的亲口描述：
　　首先开口的是何勇：
　　“姚义杰，你今天不上班啊？”

　　“上。”
　　“那你怎么不去呢？我们守在这里就好了。”
　　“……”
　　“你讲话沙，怎么不去上班啊？”
　　何勇说出这句话之后，一直低着头抽烟的姚义杰突然抬起头来，眼睛中投射出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表情，答非所问地看着何勇问道：

　　“何勇，夏冬这件事，你们准备怎么搞？”
　　听到姚义杰的问话，何勇的脸色也变得复杂怪异起来，他望着姚义杰，而姚义杰还是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半响过后，何勇将手上的烟猛吸一口，沉声说：
　　“姚三伢儿，你听我的，这个事你莫管要不要得？”
　　“我不管？就这么两个人，送死啊？唐五昨天的意思也摆明起他们两兄弟不得插手。把我当兄弟，你就告诉我一声，你准备怎么搞？”
　　“一林搞！一林讲哒，不管他哥哥答应不答应，他都铁我。他插手哒，你还怕唐五不得参进来啊？”
　　“那你们到底是要怎么搞沙？”姚义杰的声音开始急躁了起来。

　　“……”
　　何勇斜靠着墙，一只脚微微曲起，用脚尖摩擦着地面，一言不发，完全陷入了沉默之中。很久很久。姚义杰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终于，他再次开口问道：
　　“北条晓不晓得？”
　　“……”
　　“你而今是不是信唐五、一林、北条，都不信我哒？”
　　何勇缓缓抬起头看着姚义杰：

　　“你不管要不要得？你不是个拿刀的人，你管这些搞什么？”
　　姚义杰站在何勇的对面，嘴角斜斜叼着一支烟，烟头上的火光随着肺部的吸入闪动不停。然而，随着何勇的话说出口的那一瞬间，烟头突然黯淡了下来。
　　一口气没有接上，吸入了肺部却吐不出来的烟使得姚义杰剧烈咳嗽了起来。咳得他满脸通红，如同虾米一般佝偻着腰，声音是那么刺耳，彷佛连肺都快要咳了出来。
　　何勇与鸭子赶紧走上前，帮他轻轻拍着背部。
　　咳嗽终于停了下来，姚义杰的脸色惨白如纸，却配着两个布满血丝的通红眼眶，他直起腰身，先看了看何勇。

　　那一刻，姚义杰无比奇怪的眼神让何勇颇为意外，不自觉停下手，呆呆对视。
　　姚义杰又马上移开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鸭子。鸭子同样摸不着头脑，伫立一旁。
　　姚义杰的眼神完全黯淡了下去，他轻轻一挥手，拨掉了两人正放在他背上的手，凝立片刻，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那天，在姚义杰转身离去之后，诧异万分的何勇、鸭子两人之间还有几句对话。他们是这么说的：
　　“这个鸡吧发神经啊？他那是什么眼神啊？”
　　“是不是怪我们不告诉他？”

　　“只怕是的。”
　　“何勇，那告诉他算哒沙。他只怕是因为昨天的事，心里不舒服哦。以为我们故意瞒他，看他不来，你讲是不是这样的？”
　　“鸭子，你未必不晓得姚义杰这个人啊！这个事，敢告诉他啊？他晓得我们不准备走活路，那他还不翻了天，还上个屁班啊？”
　　“他得不得怪我们啊？”
　　“不碍事，我们为他好！”

　　我相信！因为多年之后的那些事，证明了何勇与鸭子确实一直站在他这边，为他好。我也相信，今天的姚义杰会明白这一点。
　　只可惜，当时孤傲轻狂，年少清高的他会错了意。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人不分上下，分等级。
　　就算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号称“不论工作种类，贫富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度中，也是一样。

　　更讽刺的是，在这个比周星星同学的《鹿鼎记》里面那句“反清复明”还要更空无一物的口号之下，偏偏实施的却是最为悬殊，最不可逾越的森严的等级制度。
　　从古到今，莫不如是。
　　在这个国度中，人的等级，往往可以通过衣着，很轻易的一眼分辨出来。
　　古代，皇族不会穿着麻布衣，腰间系跟草绳；贫民也不可能拥有鹅黄色的绫罗披肩，腰间还吊一块玉佩。
　　现在，搬运工、建筑工们买不起几万元一套的西服，只能穿上极为粗粝、耐磨的劳动布与地摊货；老板、官员们双手伸进漂亮秘书大腿之间或者摸着厚厚一叠进贡份子钱的时候，手臂上也不可能套着一双袖笼。

　　什么职业，什么地位，早就已经注定了出现在阁下皮囊之上的是一套什么衣服，终生难离。
　　就是这么现实，这么不公，这么无奈。
　　只不过，在这个禁忌众多，等级严明的社会，曾经还有过另外一些穿衣的方法。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