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三、挤走家烈，贵阳告急
　　蒋介石惊闻薛部在遵义大败，大骂“娘希匹”，认为这是“追剿”以来国军的奇耻大辱，来电要求薛岳查明罪责，以申军纪。薛岳不敢怠慢，亲赴乌江南岸指挥，并速令在贵阳整补的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和九十师欧震部驰援，并令吴奇伟继续指挥九十二师、九十师，准备渡乌江反攻遵义，立功赎罪。
　　3月中旬，蒋介石给薛岳送来两份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追剿”的部队长，无论追剿堵截与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罪；另一件是强调，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截，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堡，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之语。他还提醒薛岳要重视毛泽东的指挥，说：“毛既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不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正是蒋介石的这些“指示”，让本以机动见长的薛岳部束缚住了手脚。
　　3月10日，红军离开遵义，继续西征。3月12日，川军郭勋祺纵队抢在吴奇伟部前，第一个进入遵义，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犒赏。
　　蒋介石得悉红军向仁怀、茅台、赤水西进后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消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他电示薛岳：

　　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追歼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薛岳据此，电令各纵队沿途大修碉堡，切断红军供给，想重施江西故伎，困死红军。
　　3月21日，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和晏道刚等。蒋介石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野心勃勃，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盲目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

　　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的决策是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他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以为红军再无回枪之力。

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10）

　　蒋介石对吴奇伟部在遵义之役的失败，余恨未消，撤换了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之职，由甘泗初继任；对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仅撤职留任。身为指挥官的吴奇伟由于得到薛岳的力保，只记大过了事。唐云山事后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薛岳有偏心，赏罚不公，他的九十三师比五十九师损失小些，凭什么只对他如此处分。
　　在贵阳公馆，蒋介石和陈诚、晏道刚、薛岳等会商。薛岳借机痛陈王家烈的种种罪状，要求中央撤换王家烈的军政职务。
　　原来，自从进入贵阳后，薛岳便把心思放在如何挤走、挤垮王家烈，好取而代之，当“贵州王”。他派人四处秘密收集王家烈如何在贵州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材料，尤其是王家烈纠结粤、桂、滇系搞所谓联省自保的反蒋行动，同时，他还派人收买王家烈属下的黔军各师长，搞分裂、瓦解黔军、迫使王家烈下台的行动。
　　薛岳此举正合蒋意。结果，王家烈不仅丢了贵州省主席的职务，还失去了对黔军二十五军的控制权，最后落得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被彻底赶出了贵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老政客吴信忠为贵州省主席，将二十五军五个师编入陆军编号或非陆军编号。这样，盘踞贵州多年的地方势力派从此被驱逐。
　　可以说，蒋介石借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二鸟”的阴谋，虽然他妄图聚歼红军于黔北一带的罪恶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然而，唇亡齿寒，蒋介石对付王家烈这一“阴招”，让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等西南的军阀对中央军都保持了警惕。
　　不过薛岳也有难受之处。蒋介石到贵州后，实际上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他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做主。更难受的是，若不如意，蒋还会耳红脸赤骂个不停。

　　当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后，薛岳一时摸不清红军的动向。29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说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30日，周浑元急电，说红军似有偷渡乌江模样。
　　这一情况很出薛岳的意外，颇感惊慌。他请示蒋介石后，火速调第七纵队李韫珩部，由遵义昼夜兼程赶赴乌江以南养龙站线，接第九十三师残部防务。
　　原来，蒋介石在贵阳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指挥红军向东回师，已于3月21、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向南，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经枫香坝、沙土直指乌江南下。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与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月31日在大风雨的黑夜，乘竹筏南渡乌江，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全部丢在乌江北岸。


第十章进占贵州，山高云雾浓（11）

　　红军渡江后，在牛场集结，佯攻贵州息烽城，并继续南下，4月2日在黑神庙、湖水场将李纵队五十三师的阻击部队击溃后，分兵两路，一部经开阳、修文、龙里间向贵阳南进，一部向瓮安、余庆东进。
　　蒋介石开始恐慌，匆匆召见陈诚、顾祝同和薛岳等了解情况。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
　　蒋介石随即做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孙渡纵队限期前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从南面布置防堵。
　　薛岳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声嘶力竭。
　　为了保卫贵阳，安定人心，薛岳在贵阳绥靖公署内召开党政军重要人员讲话，说追堵大军云集，勉以精忠报国，确信在领袖指挥下必可成功。他再度转电各县长要与城共存亡，闻风即弃城者杀无赦。

　　4月4日，薛岳接李韫珩电告，该纵队在息烽县的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部队已过息烽。蒋介石闻之，立即传令嘉奖李韫珩并给予犒赏，同时召集陈诚、薛岳等商量对策。
　　薛岳认为，红军距贵阳仅百余里，判断红军急求东进，估计在强势兵力跟踪尾追下，聚兵攻坚难免受挫，可能不致进攻贵阳城；即使有靠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东移。在贵阳的守城部队只要坚守撑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赶到。
　　陈诚则指出，贵阳兵力单薄，援军孙渡部尚在向贵阳急进途中，必须妥为安定人心，并加强城防工事。此外，空军第三队，必须更番侦察敌情并探明追击、增援各军位置。
　　为了保障蒋介石个人安全，薛岳令韩汉英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飞机场绝对安全。
　　4月5日，飞机侦察来报，红军先头部队有向东南迂回模样，并在清水桥搭起浮桥。当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弄得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蒋介石表面上故作镇定，其实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安。他打电话给薛岳，过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和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并要薛岳发火急电，催促各纵队驰援贵阳。午夜时分，他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城保司令郭思演指挥下属不力，玩忽职守……

　　是夜，蒋介石泻肚子，翻腾一夜，宋美龄伤风发烧。次晨一早，蒋介石将侍从副官蒋孝镇大骂一顿，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暗中对晏道刚说：“他受惊了怪房子。”
　　这段日子，薛岳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蒋介石有闪失，但手里又无兵可调，只得一天几个电报催各纵队赶快到贵阳“勤王”，昨晚更是一夜未眠。
　　4月10日，蒋军各纵队火急火燎赶到贵阳附近，而红军见作战目的达到，虚晃一枪，突然转向西南，奔云南而去，把所有东追的蒋军甩在龙里以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