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8-24 12:20:25
　　5.香妃传说
　　拜影视小说之赐，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风流的乾隆皇帝有个“遍体生香”的维族妃子-香妃。其实香妃在正史中并无记载，但乾隆的确有个“回部”（当时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妃子-容妃。喀什市东的浩罕乡还有一个“香妃墓”。不过，香妃墓在当地的正式名称是“阿帕克霍加（即和卓）麻扎”。
　　容妃（香妃）的名字叫做买木热.艾孜姆，当地人称为“伊帕尔汗”（香姑娘），与大小和卓是远房堂兄妹，都是白山派玉素甫和卓的后裔。伊帕尔汗的祖父是倒霉的艾合买提和卓的兄弟，父亲阿里和卓是大小和卓的堂兄弟。“阿帕克霍加麻扎”是玉素甫和卓的安葬地，祖父阿帕克和卓当政的时候加以扩建，成为家族墓地，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
　　买木热.艾孜姆诞生于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57年，大小和卓公开叛乱，她的哥哥图尔都台吉（也有说是其父亲）不愿反叛，与大小和卓决裂，并协助清军作战，并在收复喀什噶尔立有大功。公元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图尔都（哈山和卓）进北京，受封一等台吉，26岁的买木热.艾孜姆也被选入宫，册封为和贵人，公元1762年，图尔都进封辅国公，和贵人也进封容嫔，公元1768年，34岁的买木热.艾孜姆被册封为容妃。公元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容妃离世。

　　事实上，专家考证，容妃（香妃）归葬于清东陵，今天的香妃墓中，多半只是衣冠冢。据说香妃死后，按维吾尔族传统，应当回归“娘家”安葬，乾隆皇帝舍不得，就用木头刻了个假人运回喀什噶尔。
　　日期：2017-08-25 12:08:19
　　6“办事大臣”
　　清朝在平定天山南北后，于公元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置伊犁将军进行管理，驻节伊犁惠远城（今伊犁州霍城县境内），辖境东到哈密和巴里坤、西到葱岭（帕米尔高原）和楚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塔拉斯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北到巴尔喀什湖（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和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南到昆仑山。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天山南北各地，管理本地军政事务。北路设伊犁参赞大臣一员，领队大臣五员，塔城参赞大臣一员，办事兼领队大臣一员。南路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员，管理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乌什、阿克苏、库车、和阗(今和田)、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等城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东路设乌鲁木齐都统，管理古城(今奇台)、巴里坤、哈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 等城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乾隆）二十六年春正月…命舒赫德赴喀什噶尔办事…三月…己酉，设喀什噶尔驻劄（即驻扎）办事大臣，命伊勒图协同永贵办事…二十八年春正月…以纳世通为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清史稿.高宗本纪》）

　　全疆各地的驻防大臣名义上虽由伊犁将军节制，但由于各种原因，清朝中央通过限定人选、专折奏事等方式，赋予这些驻防大臣相对独立的实权，使之位高权重。军府体制中，只有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属于职、衔一致的实职官员，在武职官员中列从一品，其他各地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均属于临时派遣、原衔兼任的官缺。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都没有明确品级，也没有纳入清代官员九品十八级之列，而是由中央各部院官员、内地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或八旗副都统、侍卫等官员，以原衔兼任，一般不低于三品。至于什么样的官员可以出任哪个城的办事大臣，则没有统一规定，完全在中央的掌握之中。同一城的办事大臣可由各部侍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八旗副都统、绿营总兵等出任，甚至一、二、三等侍卫均可出任；而同一职衔的官员，可任参赞大臣，也可任办事大臣、领队大臣。而且，出任办事大臣的满洲官员常常因为在内地任职遭到革职、降级后，被重新任用，赏带副都统衔或以侍卫身份，前往新疆任职。这种原衔兼任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之间的统辖关系。南疆虽设总理回疆（清朝称维吾尔族为“缠回”、“回部”）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名义上可以节制南疆八城的办事大臣，但由于参赞大臣也是临时差遣，因此其实际地位与办事大臣往往不相上下。办事大臣的衔级，常常等同甚至高于参赞大臣。在原衔兼任制度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无法掌握对这些大臣的考核与管理。只有遇到民变、叛乱等紧急事务，全疆需要统一协调行动时，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节制”权才能体现出来。至于平时日常军政事务的管理，则属于有名无实，“节而难制”。

　　清朝对新疆的管理实际上非常倚重于办事大臣，这些办事大臣以省级官员的身份，统辖一城一地，直接受皇帝指令，位高权重，且权力相对独立，各自为政。清朝中央之所以如此配置新疆办事大臣的权力，原因有二：一是清朝鉴于维族伯克贵族实力强大，故只有以高级别的官员坐镇各城，强化其权威，才能实现对当地的有效管理、控制，否则“恐不足资弹压”（《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二是这种体制的形成是由当时的交通、通讯及军队的后勤补给困难、驻防兵力不足等条件限制造成的，尤其南疆地区各城与伊犁将军距离遥远，道途艰难，由伊犁至喀什、乌什等地，需翻越天山，要将近一个月的行程。即使南疆各城之间也因距离遥远，呼应不便。各办事大臣及其驻军只能分城驻扎、分区防守，掌握相对独立的权力。惟其如此，遇到紧急事务时，才可便宜行事，及时化解危机，而不能一味等待将军和参赞大臣的指令，这就形成他们之间“各自为政，节而难制”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办事大臣缺乏监管，作威作福，在地方上的暴行往往易于激起民变，如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爆发的乌什之乱，其原因之一是由当时的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暴虐荒淫激起。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奏报前任和阗办事大臣、总兵和诚重利盘剥维人之事，后经查证得实，终将和诚正法示众。斌静（满族镶红旗）在嘉庆年间历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是“张格尔叛乱”的一个重要诱因。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张格尔叛乱被平定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在处理善后事务时，认识到各城办事大臣平时威福自专、不受监督的弊病，奏请对回疆各处办事大臣进行定期考核，每年年终，由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将各处驻扎大臣“出具切实考语，密行陈奏，如有人地不宜及才不胜任者，随时奏明更换”（《清宣宗实录》卷132，道光八年正月乙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