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0-09 20:10:47

　　在此我们要多说几句的是，古往今来，各种史书都把周侯姬昌韬光养晦策略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能力，也即对外能忍会装，对内励精图治。姬昌自身的能力当然不可否认，但自古以来任何事情要成功，内因、外因都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是内因，“天”也即当时的外部环境。姬昌的“天”，说白了当时主要就是指商朝。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商朝时刻紧盯周国，打压姬昌，姬昌再“韬光养晦”，他的周国也难以复兴并壮大。所以姬昌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能力，其实还要多亏商朝方面的“配合”，也即商朝那时没有注意姬昌，没有去打断周国这时期的闷声大发展。

　　那帝乙为什么会“配合”姬昌的“韬光养晦”，不去打扰周国的发展呢？其实这个原因和武乙时期不管季历一样，就是商朝作为天下霸主、“世界丨警丨察”，实在太忙，有太多的诸侯国和方国时不时和它作对，不是反叛就是犯边，需要商人出手。据卜辞记载，因为西边的盂国（传世文献写作“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进犯商朝的属国，帝乙九年十月到十年九月，商王帝乙曾经动员多个诸侯国的军力，发起对盂国的历时一年的大规模讨伐。当时还有一些反商方国结成联盟对抗商朝，西有羌人四国组成的“四邦方”，东有东夷二国组成的“二邦方”，帝乙也不得不多次对其进行征伐。所以当时商王帝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商王畿近边的那些公开的“叛乱分子”尚且削不完，帝乙哪有功夫去盯遥远的、表面上装的极其恭顺的周国？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地理位置是一个部族或国家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岐邑那地方在今陕西西部，离商朝王畿太远）。

　　日期：2017-10-09 23:02:44
　　11，纣王宠佞臣
　　旧时评书常说“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本节我们又要再来说说商朝的情况。
　　我们上节说过，周侯姬昌前半生的对手是商王帝乙。那帝乙在位多少年呢？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乙在位九年；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说帝乙在位三十七年；而通过研究殷墟帝乙时期卜辞，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提出一个新说法——帝乙在位二十六年。我们在此还是选择相信断代工程的说法吧，毕竟有卜辞依据，不能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多错误，我们就完全否定它。商王帝乙驾崩后，他的儿子“受”继位，后来日名叫“帝辛”。当然这帝辛他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悉的称号，那就是“纣王”。

　　“纣王”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帝辛本名“受”，上古史书《尚书》中称他作“商王受”，而古代“受”、“纣”音近通假，所以“商王受”又可写作“商王纣”（《逸周书》中就是如此），于是后世有些人就翻过来误称他为“商纣王”（商受王）了。自古以来不少人认为“纣王”是商王受的“谥号”，还说谥法里“纣”是“残义损善”之意，其实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按传统说法，谥号是周公丨安丨葬周武王时发明的（《谥法研究》P2），但现在历史研究者多认为谥号制度大约是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确立。商末周初的时候，还没有谥号制度，“纣王”怎么能是谥号呢？退一步讲，就算商末周初已经有谥号制度，谥字也是放在前面的，该写作“X（谥字）王”，而不能写作“王X”。而古书《逸周书》中称纣王为“商王纣”，“纣”字在后，显见这是指商王帝辛的名字，而非谥字。“纣”之所以被后世误认为是“谥字”，完全是因为“纣王”在后世的名声太臭，人们“恨屋及乌”，提到“纣”字本能地觉得这就是个坏字眼，以致于把它当做一个很恶的谥字了。就如“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一般。“桧”本非坏字眼，却因为秦桧，后世取名时再无人用。

　　日期：2017-10-10 09:11:57
　　话说这纣王本是帝乙的小儿子，他还有个大哥叫启。因启后来封于微地（在今山西境内），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微子启。微子启虽年长，不过却是帝乙的小老婆生的，是庶子。而纣王是帝乙的正妻所生，是嫡子中的长子，因而得以继承父亲帝乙之位。由此可见，商朝后期已经确定了继位的“嫡长子”制度。

　　传统史书说，这纣王天资甚高，嘴巴能言善辩，脑子聪明过人，而且身体力大无穷，能空手跟猛兽格斗，真是文武全才。
　　日期：2017-10-10 10:05:13
　　在即位之初，纣王就做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又作九侯）、鄂侯（又作邘侯）为“三公”。（注意这时周侯姬昌应该约有40岁了，因为他即位时十余岁，帝乙又执政二十多年。）这三位，都被传统史书认为是“贤人”。大家想必会认为，这是刚登上宝座的纣王希望“励精图治”的表现。其实纣王的真实用意未必如此。
　　周侯姬昌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即位初期为父报仇伐商大败，此后改变策略韬光养晦，对商朝极为恭顺，几十年下来周国力量又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那位鄂侯则是姞姓，与密须国和南燕国同姓，文献上又写作邘侯。前面我们说过，传世文献中的“邘”国在甲骨文里写作“盂”国，位于商王畿西南的今河南沁阳西北一带。而在甲骨文里，往往“鄂”、“盂”两地并称，如“二田鄂、盂有大雨”。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代时鄂在现在河南沁阳，与沁阳西北的盂地相距仅有几十里。可能是两地太近，所以统治现在沁阳一片的商末诸侯既可以称为“鄂侯”，又可以叫做“盂（邘）侯”吧。现在有些人该记起来了，原来鄂国就是盂（邘）国，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曾被商王帝乙用了一年时间大力征讨过的那个国家！当然纣王时期的鄂侯（邘/盂侯），很可能是帝乙时期征讨的那位盂侯的儿子。从帝乙时期曾大力打击盂国我们猜测，纣王封鄂侯（邘/盂侯）为三公，显然是在军事打击之后，又用官爵来笼络鄂国（邘/盂国）的首领。说白了，商王朝实际上是在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对付鄂国（邘/盂国）。我们是否还记得，帝乙当年在大败兴兵报仇的周侯姬昌后，可能也用联姻的方式笼络过他（“帝乙归妹”）。可见作为几百年中原霸主的商朝，玩又打又拉这套把戏玩得极为纯熟。至于纣王时期的鬼侯（又作九侯），自然是晚商时期北方鬼方部落集团中的一国。我们先前也介绍过，鬼方曾是商朝的劲敌为武丁所讨伐，商朝晚期又臣服于商朝，替商王打仗、祭祀、贡献人牲和官吏。

　　介绍完三国的情况后我们会豁然发现：周国在商朝西面，鬼国在商朝北面，鄂国（邘/盂国）在商朝南面。所以与其说纣王是真的信任并想重用这三公，倒不如认为他是为了笼络商朝西、北、南三个方向的强藩代表。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位之初的纣王采取这些措施，说明他心里还是蛮顾及“稳定”商朝边疆大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