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前面的话题。今天判研三国时期的事情，曹操当年究竟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贤相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刘备本人到底是为了匡扶汉室还是为了个人封禅自立，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看他们所倡导的政治主张、路线纲领以及在此纲领路线之下所构建的竞争团队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能否承载起重构全新社会关系的历史责任。
　　评估三国争霸各方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兼顾到当时的气候和少数民族因素，这是只有后人才能做的事情。
　　三国时代还有一个历来为多数方面忽视的情况,即当时的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历朝都绕不开民族问题，但是三国时期尤为特殊，因为在三国结束后天下统一不久，北方的局面便被少数民族所全面主导。中国在此后的民族融合程度之广、之深、之惨痛，以至于今天回顾、评判那段历史的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明确知晓各自是源于当时的哪一个民族。曹操和刘备、诸葛亮他们自然当年肯定不会预料到后面的事情，但是探索后三国时期那一段充斥着血泪与苦难的民族融合史，问题还得从三国时期寻找答案。

　　从东汉到三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气象史上的低温期——有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河时代”。在种特殊的天气现象在《三国志》里多数都有体现。像公元211年曹操率军进入关中攻打马超，当时是9月，曹操采取将领娄伯的建议，用松散的沙土构筑营寨，然后在沙土墙上浇水很快便结成了冰，营寨因此变得异常坚固。公元225年曹丕率十万大军准备伐吴时，由于温度太低，航道结冰，无法行船，只好作罢。这在现在也是不敢想像的。

　　按照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冷暖交替现象，其中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五千年来的第二个寒冷时期，据推测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一2℃。而据农学专家测算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就要减产10％左右。同时由于气候干燥，农业生产区则会由北向东南退缩约百公里乃至更多。从这个角度看，三国时期社会震荡、战乱频发、人口锐减在气候天象上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内地人口减少，当时各方军事势力纷纷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人口、充实兵力——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其实即便没有军事强人引进少数民族，由于气温太低直接导致草原地区牧草减产、食物紧张，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寻求供给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进入三国、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问题已经是中国历史完全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回顾三国历史，既要检讨对抗各方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看他们能否承载起实现民族融合平稳有序推进的历史责任，从而全面恢复社会秩序，避免天下局势反复震荡，营造稳定平顺的社会环境。

　　以这样的维度权衡三国的事情，方可分清当时的是非曲直。
　　历史上的曹操过于复杂。他在青年时代放荡不羈，但也具有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报国激情。曹操治军为政，气魄宏阔、大开大阖，善于明断、敢赌敢拼，因而能够声威远震，所向坡靡。曹操情感真挚，胸怀阔大，于杀机四伏的征战乱局而能保持心境沉静、意兴盎然，他的诗文意境辽远、慷慨悲壮。

　　曹操在诸多方面都有标炳史册的超群建树，但是他也背负着无法推卸的历史包袱。这应该是与曹操的家教出身有关。《三国志》记载曹操早年“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明他很少受到传统道德约束。曹操本人也有一首名为《善哉行》的诗作，感叹自己幼年没有受到过良好家庭教育，孤苦无依：“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从这几句诗看，曹操确实具有坦荡率真的一面，他可以勇于承认自己在幼年时代缺失教养。这在东方文化里实在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纵使那些地痞恶棍，他们可以坦承自己素质低下、品性顽劣，却绝不会承认自己没有教养，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在诅咒自己的父母、长辈。曹操做事不受传统道德约束因而能够大开大阖、恣意纵横，但是他本人也因此失去敬畏，没有传统道德里的仁爱和怜悯。他和他的军队因而时常靠杀立威、杀戮成性，多次在徐州、邺城、南阳等地方进行过屠城。屠城就是在军队在攻城取得胜利后的进一步屠杀。古代军队攻城略地往往要经过连续激战，在破城之际也无法确切知晓究竟哪些是投降者哪些是抵抗者，杀红了眼的众多将士涌入城中便会肆意滥杀。这是古代战时一般的情形。如果军事统帅不加阻挠甚至有意纵容，场面则更加血腥。曹操军队屠杀范围最广、最彻底的是在徐州。公元193年，曹操自兖州起兵杀奔徐州为父复仇，为泄私愤，曹军在徐州及周边地区大肆屠杀，按照《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制造了一幕惨绝人豪的人间悲剧。官渡战后，曹操将所俘获的七八万河北将士全部杀掉。

　　曹操其实在官渡战后便完全失去了稳定局面的机会。他不仅得罪了天子，更因为一再屠城、滥杀无辜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杀人恶魔。所以在赤壁战前，荆州民众纷纷追随刘备匆匆逃离：“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刘备当时纵然具有神灵般的人格魅力，也决不可能凭空感召当地百姓弃家舍业地跟随他仓惶南逃。荆州百姓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曹操的治下，正是出于他们对曹军滥杀无辜的恐惧。从襄樊到当阳一带，跟随逃离者有十多万之众，说明当地民众跑得差不多了。赤壁战后，江北、淮南一带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大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宁肯投奔敌国东吴也不愿意跟随曹操。

　　这种民心向背，已经注定曹操无法成功整合重构东汉晚期的社会关系。他事实上当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民意基础。
　　由于缺失敬畏，曹操此后变得专橫拨扈，招致汉献帝严重不满，于是发生了令曹操忌惮终生的“衣带诏”事件。他此后以更加严酷手段对付皇室。他的部属带着士兵持刀舞杖地闯进皇宫禁区诛杀皇后、皇子。当时惊恐万状的皇后藏进墙里但是很快被揪了出来，在士兵押送下披头散发地从皇帝面前经过。皇后大哭着拉住皇帝说：“你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也还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什么！”

　　曹操是否忠诚汉室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在前文已经提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以如此失格、残暴的方式对待皇室，表明他的私德存在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汉家皇室虽然只在形式上具有意义，但毕竟是万众敬仰的皇室。而曹操对此全然不顾。他能够以如此失格、残暴方式对待汉室的皇室，那么他的部属就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曹家的皇帝。在这日后很快得到验证。这也因此注定曹操的团队无法承担恢复社会秩序之重任。事实上，曹魏政权从来不相信、不倚重于曹氏（夏侯氏）家族之外的人。所有将士在外行军打仗，必须要把家属押在都城。他的继承者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则对自家兄弟也要严加防范，其他所有皇子都都软禁在各自封地，严加看管、严禁相互沟通。这使此后的曹魏中枢完全没有宗室势力的护卫，等到司马炎后来取代曹奂称帝后，曹魏宗室一盘散沙，昔日那班魏国朝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晋臣，不仅没有耻辱之感，反而弹冠相庆，竟相献媚。晋帝国建立后，司马氏借鉴曹魏的这一教训而大举分封数十个同姓王，漫无边际地扩大宗室权力。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忠诚、敬畏，最后连司马氏内部也谈不上什么仁爱信义，同宗兄弟、叔侄之间甚至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血脉亲情都荡然无存。相互忌恨仇视，于是同室操戈、杀戮四起，帝国很快陷入 “八王之乱”的熊熊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