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和司马晋政权由于幅员辽阔，其面临的少数民族形势要比蜀、吴两方要复杂得多。曹操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少数民族恩威并施政策，在招徕安定、怀柔德化的同时，对反抗统治的实行高压政策、严酷镇压。应该说这些措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蜀、吴两方也都采取过类似政策。问题是到了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严重腐败，对于少数民族压榨轻辱：“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西晋在统一后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彻底耗尽了华夏族群元气，司马氏内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像牲畜一样长期被奴役、压迫的少数族群便如虎狼般地举起了屠刀。历史证明，魏（晋）路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东汉末期的社会乱局。历史选择了魏（晋）路线反而使局面变得空前绝后地更加糟糕。

　　历史通过其自身演变对曹操给予以完全否定之检验。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给予曹操以“帝”的超高规格待遇，对他的雄才大略也予以超高评价。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被陈寿评价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超级政治人物，《三国志》却没有对其品质、德行作出任何评价。客观地说，这本身便是对于曹操私德的全面否定。曹操作为奸相的历史形象因此决不是《三国演义》塑造的结果。按照《东坡志林》记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到了宋代，曹操已经是民众心目中形象可憎的奸臣，刘备则是倍受后人拥戴的贤德明君。千百年来多数人始终这么认为，应该说这是《三国演义》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舆论基础，而不能说后世舆论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日期：2017-11-29 14:59:38
　　“三顾茅庐”时，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势力交界的新野，基本上没有地盘，身边也只有关羽、张飞、赵去等几员大将，当时还谈不上什么实力。刘备本人还涉及到“衣带诏”事件而与曹操不共戴天，是曹操必须要除之的政治宿敌。当时的天下诸侯包括益州刘璋、荆州刘琮、汉中张鲁和东吴孙权在内，所有人都可以和曹操达成政治和解。但曹操处于当时的位置，对于“衣带诏”事件参与者是务必要赶尽杀绝。所以刘备当时的处境是最凶险的。

　　那么，在当时的诸侯林立、割据纷争中，诸葛亮为什么选中了起点最低、实力最弱的刘备？这是历来人们探究的热点话题。
　　诸葛亮原本具有各种有利条件跟随荆州牧刘表。历史上的刘表“身高八尺，体貌甚伟”，他初任荆州牧时，独身一人来到荆州，联络当地豪门大族内清外挡，很快便扭转了乱象而稳定住局面。此后十八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但独有荆州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百姓安乐，各地难民纷纷涌入荆州，天下学者也寻得避乱之所，“皆得资全”，应该说刘表是汉末诸侯里是有能力，至少不像演义小说里写的那样昏聩。

　　但是诸葛亮在南阳的卧龙岗一带“躬耕垄亩”，一直隐居到27岁。对于一个具有理想抱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当时已经远远过于大龄。直到公元207年的某个时段，客居荆州的落魄左将军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见面之后，两人一席长谈，诸葛亮终于作出了人生决择，从此之后他便赤胆忠诚地紧跟着他，不计任何代价更不顾个人安危，尤其是在曹操派出先锋部队追赶刘备的时候，形势是非常危急。
　　刘备毫无疑问是诸葛亮所期待已久的贤明君主。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刘备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其实在权变韬略方面，刘备与曹操似乎差得很远。曹操带军纵横姿肆、所向披糜。而刘备却不怎么会打仗。单就军事能力而言，刘备一生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本人正是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全面溃败之后而带着羞惭和恼怒溘然长逝。《三国演义》的作者尽管竭力美化刘备，却没有办法把刘皇叔写得更好。后人根据小说演绎出的刘备形象多为负面，像“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说明大家认为刘备不仅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还很虚伪。

　　然而，史料呈现出的刘备 “弘毅宽厚”，而且能够体恤众生，重义厚德。作为三国时代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寒门子弟，刘备在逆势奋起、继往开来方面具有圣教徒般的虔城执着，他又有像亡命徒那般骠悍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历次身陷绝境、几乎走投无路时仍能够保持旺盛斗志，屡败屡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客观地说，刘备在忠君复汉方面的真诚度上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蜀汉众臣在策划刘备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件事情表明当年关羽攻打襄樊时与刘备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而且他们之间保持着充分的沟通。民间流传关羽熟读《春秋》，其实《江表传》里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说明关羽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既不可能“打捞”也不可能“进献”更不准许私藏。其实真正的天子玉玺，按照史料记载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之后最终复归于汉献帝，当时事实上被曹操所掌握。因此荆州玉玺事件显然是关羽一手策划。而关羽既熟知当时的政治规矩，他如果没有最高统帅的授意，决不可能擅自策划这种足以杀身灭族的政治事件。同样，因为关羽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他在出兵攻打襄樊这种重大军事行动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与最高统帅进行沟通。联系刘备在攻打汉中的前期损兵折将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关羽出兵襄樊正是刘备的授意，目的正是为了在东线战场牵制曹军。这是另外的话题，单说荆州玉玺的事。

　　关羽策划荆州玉玺事件如果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219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并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刘备为什么要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这种政治禁忌之事？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在忠群匡扶方面的真诚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