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刘禅给后人留下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形象，除了演义小说的歪曲丑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人对蜀汉政权架构的误解。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皇帝出场往往会唱道：“为王驾坐在金殿，文臣武将列两班……”给人的印象是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亲自主持朝政，处理各种军政事务。
　　实际上，皇帝每天坚持上朝，亲自处理国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事情。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在西汉中期之前，国家的基本权力设置是皇权与相权是相对分开。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法理上被誉为是天下万物之主宰，其权力无所不包、囊括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从本部到外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的，皇帝对于一应事务都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层面，因为天下事务实在太多，包罗万象、繁若烟海，皇帝一个人根本没法管、也管不过来。因此最初的权力设置是，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只负责重大事务决策，而把大量具体而实际的权力交给以丞相为首的政务班子。皇帝的实际责任是每隔一定时间召开天子朝会，听取由丞相领衔的工作汇报，并对重大事务作出决断。天子朝会，有记载是“五日一朝”。而日常性的政务工作一般则在相府举行，由丞相主持并负责处理具体政务，所谓的百官朝会。按照大史家钱穆的说法：“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根据《三国志》及其注引信息推断，蜀汉的权力架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了沿袭了西汉前期的丞相（后期为大将军）负责制，即使在先主刘备时代，刘备本人也只负责重大决策、掌握军权并统军进行军事拓展，其他政务工作则完全由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全面负责打理。《三国志》没有直接交代诸葛亮的实际权限范围，但是按照《三国志》里的有关记载，位于丞相之下的蜀汉尚书令，其实际权力就非常之大，甚至大到连皇帝都要让他几分。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立刘禅为太子。尚书令刘巴便提出让来敏担任太子家令。太子家令大致相当于太子府的主管，由于太子的特殊身份，太子家令是个敏感而关键的职位。而刘巴提名的这个来敏则是先主很反感的人物，在政治上很不可靠。按理说皇帝决无可能把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放在太子身边。但是尚书令刘巴既然作出这一提议，先主心里不痛快也只好勉强接受。此事见于《诸葛亮文集》：“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

　　刘巴的尚书令一职，大致相当于皇帝的政务秘书长，属皇帝方面的“内朝”官员。诸葛亮当时作为丞相（“外朝”的行政首长）同时具有录尚书事的权力，“录尚书事”就是对尚书令的决策、政令进行批示。这样一来，尚书令事实上具有常务副丞相的责权。刘巴担任尚书令后，还作出另外一个决定，把尚书杨仪赶出尚书台。杨仪是先主刘备非常器重的人物。杨仪担任尚书是先主自封汉中王后亲自提拔任命的。但是于尚书令刘巴不喜欢杨仪，先主也爱莫能助，只好另外任命杨仪遥领弘农太守。“弘农”是一个地名，当时处于曹魏控制范围，弘农太守只是“遥领”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刘备时代的蜀汉尚书令尚且具有如此大的权力，诸葛亮身为丞相、录尚书事，后来又“领司隶校尉”，其所拥有的权力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在后主即位之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政治局面符合蜀汉的政权法统和政治逻辑，而无关乎后主本人的智商才情和施政能力，更不像后人理解的那样，诸葛亮的权力受命于先主，后主既改变不了也无力驾驶当时的政治局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诸葛亮身后的几位执政者像蒋琬、费祎等皆是由后主一手提拔、独立任命，按理说在诸葛亮去世后局面应该有所改观。但实际情况是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后主在处理“庆赏刑威”等诸多事务时仍然不远千里地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推行实施，《三国志》对此记载是：“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情形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几乎没有大的差异。

　　日期：2017-12-12 08:54:57
　　接替诸葛亮执掌政权的蜀汉首任大将军蒋琬大气老成，胸怀豁达，很快成为稳定益州局面的支柱型人物。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前景未知，巴蜀上下惊慌失措。蒋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破格提拔、临危受命而没有任何惊喜，更没有因为肩负重任而表露出惶恐之色，而是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镇定自然，给所有人以自信、坚毅的力量。朝廷上下因此很快恢复正常状态，蒋琬本人也逐步赢得大家的信任与赞服（《三国志》：“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蒋琬取得最高执政权力之后，在后方成都驻扎了三年，主要是稳定局面、恢复生产，同时密切关注着北方的局势。到了公元238年，他们获知曹魏方面的司马懿受命出兵讨伐辽东，感觉迎来出兵时机。于是后主诏令蒋琬率军进驻汉中，并与东吴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络，伺机联合北伐。

　　后主在诏令蒋琬出征的同时，又再次给予晋升，加封蒋琬为大司马并给予开府权力。“大司马”在西汉大致相当于“兵马大元帅”，但是到了东汉以后实际权力大幅缩水，只是一个高级别的虚职。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后实际实行的是“内朝官员”大将军负责制（录尚书事），蒋琬当时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其品秩、职权已经位极人臣。后主再次加封他为大司马，只是在名分上有所提升而已。但后主准许蒋琬开府，却是蜀汉吏制中极端特殊的权力。开府就是官员开设自己的府衙，成立相应的幕僚班子，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力运行体系，拥有更大、更加独立的自主权。诸葛亮是在先主刘备去世之后才拥有开府权力，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曾谋求过开府，但是始终未获后主和诸葛亮同意。蒋琬之后的费祎也获得过开府权力，他是在接任大将军九年之后才获准开府，开府不久便遇刺身亡。这样，蜀汉政权历时43年，拥有开府权力的官员只有这三位。姜维作为蜀汉政权的最后一位执政者则始终没有获得开府权力。

　　蒋琬进驻汉中之后尚未出兵，司马懿已经在辽东战场取得全面胜利。蒋琬此后便一直驻守在汉中前线，像前丞相诸葛亮一样。蜀汉政权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生态，建国后一直实行“双中心制”，其政治中心在成都——蜀汉号称接续两汉而拥有整个天下，则其都城应该是在西安或者洛阳，但当时西安、洛阳均为曹魏所占，皇帝及其幕僚班子只好把成都作为临时治所，并因此多次发动大举北伐，谋求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出于这一政治需要，其军事统帅和蜀军主力并不驻扎于都城而是位于汉中——蒋琬执政后期一度将蜀军主力迁至涪城，费祎接任后又迁回汉中，但不久又迁驻汉寿，姜维执政的最后一年，蜀军主力则位于偏远的沓中。蜀汉的军事重心前突，既是出于军事防务的实际需要，也是蜀汉政权忠实履行“武嗣二祖、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政治姿态。从诸葛亮到琬琬、费祎、姜维，四任首席执政官长年驻扎军事前线，昭示着蜀汉政权时刻保持出兵北伐、随时应对强敌入侵的军事军事战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