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在汉中前后驻扎六年。期间他曾试图改变前丞相诸葛亮的征伐线路。诸葛丞相生前先后发动六次北伐，以关中和凉州为主攻方面。但是由于北部山高水阻，交通极为不便，以至于历次北伐总是在后勤军需物资的运输环节出现问题。蒋琬据此提出北伐不如东征，即从汉中出发沿汉水、沔水向东袭击曹魏政权的魏兴、上庸等东三郡。
　　蒋琬的东征战略其实不算新概念。公元219年刘备在攻占汉中后，便派遣镇守宜都的孟达北上占领房陵，又让刘封顺着沔水东进，最终取得了房陵、上庸和新城。但随后由于孟达降魏并带兵攻打刘封，东三郡很快又被曹操所控制。公元227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负责镇守东三郡的主将曾孟达有意回归蜀汉，但由于提前泄密而遭到司马懿带兵讨伐，蜀汉因此失去了重新获得东三郡的机会。

　　蒋琬为了执行东征计划，在汉中前线作了大量的军事准备。但是这个攻魏战略并没有被后主接受。皇帝大概认为这个东征计划过于冒险，如果出现军情失利，逆流撤军是个难题。当年先主刘备顺江而下讨伐东吴，在战败后逆流而返，在撤退途中险遭灭顶之灾。朝廷方面鉴于这一教训而对蒋琬的东征计划提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后主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安排。公元242年，他把镇守南中的庲降都督马忠召回成都，升任他为镇南大将军，并命他前往汉中宣旨。紧接着又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前往汉中宣旨。

　　后主密集指派军政大员前往汉中宣旨，被认为是意在论证蜀军的征伐战略。负责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马忠这次回朝，在后方一驻便是三年（公元244年暴发兴势大战时后主赋予他“平尚书事”的权力，留他在成都临时代理国政，费祎在大战之后回到成都，马忠这才返回南中），这更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信号。有人认为皇帝在否决大司马东征战略之前，从南中召回马忠意在预防前线军中生变。史书对此没有作任何交待，但联系到当时天下纷乱的政治环境，这一推测应该具有合理性。在马忠回朝期间，负责主持南中事务的是杨戏，史书记载蒋琬于公元238年开府后，后是任命杨戏为大司马府的东曹掾，后“迁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领建宁太守”，协助马忠处理南中事务。此时，蜀汉的庲降都督已经先后经历四任（前三任分别是邓方、李恢、张翼），治所也从邓方时代的南昌（朱提郡）、李恢时代的平夷（牂牁郡）而前推至味县（建宁郡），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南中的实际管辖区域在逐步扩大，南中的局面不断向好。后主当年把南中主将召回成都，留驻时间长达三年，说明后主很清楚那里情况，毫不担心南部边境生乱，远不像谯周在劝降后主时说的那样：“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日期：2017-12-12 20:47:46
　　到公元243年，蒋琬写给后主一封长长的奏折：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人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蒋琬在这份述职报告里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自从担任首席执政官以来，他始终牢记北伐曹魏、消除凶孽、兴复汉室的政治使命。带着这一伟大使命，他奉旨进驻汉中前线筹备伐魏事宜，至今已有六年。但是北方的曹魏伪政权已经占踞了天下十三州中的九个，可谓根深蒂固，消除逆乱、复兴汉室因此很难一蹴而就。如果能够与东吴方面联手配合、协同作战，即使不能迅速铲除北方的叛逆势力，也可以蚕食、攻占其部分领地，削弱它的势力。然而六年来，他反复与东吴方面谋划协作，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形成协同八点的钳制效应，更没有达到相应效果。这样的局面令人寝食难安。为此，与费祎、马忠、姜维等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还是以凉州作为北伐的主攻方向。凉州作为边塞要地，曹魏方面非常重视，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对我大汉政权也很忠诚，过去蜀汉军队也曾经在那里大破郭淮，具有相应的战略优势。姜维又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因此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同时，建议把前线总指挥部由汉中迁至涪城，因为涪城这个地方交通便利，既能支援姜维的前线部队，也能在汉中有事的时候迅速到达。

　　后主很快批准了蒋琬在奏折里提出的建议，东征战略至此无果而终。此后，大将王平被晋升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负责镇守汉中；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王平、姜维正式进入蜀汉政权的军事决策圈子、有了参与决策的权力，其中姜维的主要职责就是组织北伐。
　　同年年底，蒋琬也把蜀军主力驻扎地由汉中迁至涪城。之后不久他主动提议把自己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让由尚书令费祎担任。第二年魏军来犯，由费祎率军击退敌军取得兴势之战全面胜利。蒋琬在这种情况下又把他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也让给费祎，他自己仅保留大司马的职务，事实上已经退居蜀汉的权力二线。
　　蜀汉首任大将军蒋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能够主动、无条件地把他所担任的主要职务授让给后继者，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更是三国政坛上独一无二特殊事件。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心不测，危机四伏，当政者唯一能够赖以自保的唯有兵权和实力，正像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所表述的那样：“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曹操这个人直率洒脱，很多时候把话也说得非常明白：让我交出军队，这绝对办不到。因为我一旦失去军权就会遭到谋害。站在曹魏方面的角度看，曹操这么说不仅完全是他曹操团队里的政治逻辑，更为曹操生前身后的诸多政治人物所验证，像曹操的政治对手董卓、袁绍、袁术，以及曹操身后的曹爽、夏侯玄、李丰、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无不是在失去军权靠山之后即遭杀身灭族之祸。这一政治宿命同样为曹操的诸多子孙所遭受，像曹芳、曹髦、曹奂、曹彪等，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部将成济杀害时身为曹魏帝国的。

　　蜀汉方面的情况与曹魏差别很大，这是大将军蒋琬主动让贤的政治背景。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蒋琬之子蒋斌的职务是绥武将军、汉城护军，他在蜀汉亡国时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中低级将领，负责镇守汉中防线上的重要据点——汉城。由于政权内部不存在派系清洗、追杀清算，蒋琬在任期间也没必要像曹魏重臣那样把他的后人安排到重权部门。单看双方在这方面的区别，三国乱局究竟应该由谁来收场才能最终全面实现天下长期持久的秩序稳定，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多年来后人众口一词地抒发着关于三国人物和故事的好评恶议，大家的爱憎倾向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果一定要认为是《三国演义》引导了后世社会舆论，那么必须得首先认为是这个作品契合了千余年来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