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04 16:43:52
　　三国时代的通讯传播还谈不上有什么技术手段，但其传递速度已经相对迅捷，社会舆论系统则普遍受到各方高度重视。
　　现在看来，三国时期连纸张都是稀缺物品，更谈不上有报纸、广播或者电视，谈论当时的通讯传播、舆论引导几乎像是天方夜谭—随着网络技术及其所衍生的微信等各种即时通讯手段的普及，现在回顾三十年前的通讯系统便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实际情况是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已经能够通过广播、电话、电报等做到即时沟通，千余年前的人们则有驿马、信鸽等传输工具，传递速度已经不亚于近现代的邮政通讯。两军交战期间，互相以射箭传送劝降或者求和信函，其速度则已经接近于即时通讯。

　　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山区，仍可见到千年前的官方驿道。古板平路，因而能够保存至今。驿道宽近一丈，可以确保两匹驿马相向疾行而畅通无阻。驿马系有铜铃，白天响铃，夜间则由骑者举火示意，撞死人畜概不负责，站站换马，数站则须更换驿使，这样风雨无阻、昼夜兼程，一般文书日行百余公里，特快急件则达三五百里。
　　史书记载刘备在攻占汉中之后便着手修建兼具通讯和军情警戒的信息传递系统：“备於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由此推知蜀汉后方与军事前线的沟通是顺畅的，朝廷方面从成都发布旨意，两三天便可送达汉中前线；关羽北伐时从襄樊向蜀中传送紧急军情，三五天也可送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当年北伐期间，襄樊战场与汉中战场不是两个完全封闭、无法互动的区域，原本不存在关羽是否擅自出兵之疑。无论是关羽主动出击还是受命而行，事先都会经过充分沟通。只有这样，后人才能理解诸葛亮长期驻守汉中前线而“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蒋琬、费祎时他们时常领军在外而“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

　　中国在秦汉时期便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文书政令传递系统，所谓的“移”、“檄”等。“檄，板书也。”就是书写在木牍上的政令，保密文书需要由两块木牍合并并缠上绳子、以泥土密封、在封泥上加盖官，防止在传递过程中被拆阅，被叫作“合檄”。一般性公文则只需要单木牍即可，文本内容裸露在外，当时被称为“露板”。露板所到之处，无论是地方大员的奏折还是皇帝的指示、指令，各地皆可阅读，于是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舆论—在此基础上延伸，凡是需要公之于众的，都用这种“露板”。像曹操在选立太子时，曾经通过私密信函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崔琰则以“露板”的形式给曹操回信—惟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予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崔琰通过这种方式回复曹操，目的就是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曹操恪守正统做法，策立长子曹丕为继承者。

　　由于驿马传递的线路有限，政令的晓喻面很窄。后来为了扩大范围，又在露板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现了传抄、散发、悬挂等更大范围的传播形式，所谓“布露天下”，其实际作用已经相当于现在的报纸要闻和新闻联播。传抄就是文书传送到哪里，当地官府都要组织传抄并向属下扩散；散发就是“吏民得檄，传相告语”；悬挂就是“具写檄扁传输亭隧高显处，令吏卒明”（语出居延汉简），基本类似于现在沿街张贴的布告—当时是木牍，其实际形态是在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有些像今天的街头广告牌。

　　三国时代的舆论信息系统虽无法与近现代的报纸、广电相比，但是其实际情景比后人想像中的要完备很多，诸侯之间征伐对抗，已经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将其舆论工具渗透至敌方境内，昭示法理正义，传递军事威慑，瓦解敌军顽抗意志。袁绍在官渡战前便将其讨曹檄文散发至黄河以南的曹操控制区域。这篇檄文为名士陈琳所作，历数曹操祖宗八辈深重罪孽，痛斥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
　　曹操读了这篇檄后“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日期：2018-03-04 16:56:09
　　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之前，后主刘禅向全国、全军发出讨征伐檄文，在陈述蜀汉政权天命人望的同时，痛斥曹魏政权残剥海内、穷凶极恶、窍国盗名，并严正告诫北方官民：如有“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即按国家条律予以封赏；对于那些不遵王命、执迷不悟、助纣为虐的则严加惩处、祸及宗族、决不宽赦（“若其迷沈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从这点来看，檄文还被散发到曹魏境内，用民晓喻事理、昭示正义、瓦解曹魏军队的顽抗。后来诸葛亮兵出祁山，响震关中，曹魏方面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闻声而降蜀，应该说是蜀汉方面的舆论攻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日期：2018-03-04 16: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