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府统治稳固的前提是始皇帝嬴政对政权的强势把控。然而当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突然驾崩之后，中车府令赵高说服丞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小儿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并赐死了宽厚仁义的皇长子扶苏及秦始皇的近臣名将蒙毅、蒙恬兄弟。胡亥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缺心眼且低能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当皇帝的料，不仅政治上一塌糊涂，事事为自己的老师赵高的马首是瞻，而且在享受和暴虐的程度上更胜乃父一筹。结果使得嬴政死去才九个月，在二世元年七月（秦朝制度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然后是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九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陈胜吴广便带领九百戍卒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刹那间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地，才统一中国十三年，看似强大到坚不可摧的秦帝国政权出现了道道裂纹。

　　到了秦二世元年的年末，就连身在芒砀深山里的刘邦也感到了时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也就是一两个月才有个把实在是走投无路的苦汉子插香入伙，而现在几乎隔三差五的就有人上山投靠自己，自己的手下已经比刚上山的时候又多了几倍。刘邦时不时的可以从新投奔来的小弟那里听到一些山外的消息，净是些什么“胡亥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当立为皇帝。”、“胡亥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又杀了很多大臣，分明是做贼心虚。”、“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公开造反。”、“陈胜吴广已经占领了陈县，打出‘张楚’的旗号自立为王了。”、“某某地方又杀了长官响应陈胜了。”等等之类。稍微综合一下各种信息，除了像躲在咸阳皇宫里的胡亥这种混蛋之外，只要是智商健全的人都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天下乱了！
　　我们知道第一个出事的地点是大泽乡，造反的是九百人是戍卒。戍卒就是卫戍之卒，任务是到国家的边境线上去服兵役。然而当时天下被压迫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九百戍卒首先站了出来？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简单的了解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全民兵役制度，凡成年男子一生均需服三种兵役：到本国边境服兵役（戍役）、到中央军队服役、以及在本人的居住地服兵役。与后两者不同，做戍卒时间一般只有三天（当然，如果你是犯了事被抓去的可能要待好几年），这是自古便有的惯例。有人可能说，三天没什么呀，去就去呗。但问题在于服戍役期间的所有用度，包括来回的路费、吃穿住的花费全是自己掏腰包——如果在古时候还好，小国方圆数十里，大国数百里，从中央到边境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就可以打个来回了。可是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空前的超级帝国，疆域广阔是前所未有，嬴政自己坐马车巡游一趟尚且需要数月之久，何况是赤脚开11号的平民。如果你身在南方的会稽郡，不幸被派到北方的渔阳服戍役，那就要做半年甚至更长的打算。这对于以成年男性劳动力为支柱的普通百姓家庭而言影响是相当巨大的，遗憾的是循旧例的帝国统治者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些问题。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它形成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版图的雏形，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为汉民族这个文化共融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确立了之后两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帝国的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当然无需赘述。然而如何管理这个历史上疆域空前的帝国也让统治者感到困惑，在战争这个可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外因基本消失后，继续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膨胀，帝国就如端坐在底下满是火药桶的桌子上一般，看似四平八稳实则岌岌可危，而统治者们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由于大雨误期，陈胜吴广带领同行的九百戍卒迫不得已揭竿而起，第一个点着了火药桶把帝国的金身炸上了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数百年的基业就毁于这三天的制度，正印证了“千里金堤，溃于蚁穴”这句话。

　　起义造反的事情哪个朝代都有，并不新鲜，而陈胜吴广的起义之所以特殊，原因是在于他们的身份。陈胜吴广两人起义的时候是被发往渔阳的九百戍卒里的小队长，在当小队长之前两个人都是普通的农民，往上追溯他们的父辈也是农民，祖辈也是农民，一直往上到祖宗八代都一样是泥腿子一个，真正的根正苗红。这就让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成了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第一次有农民起来带头造统治阶级的反。这在那个贵族阶级统治一切的时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陈胜吴广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就成了后来底层社会群众反抗压迫的底气和依据。

　　但作为始作俑者，陈胜吴广也有自己的难处：自古以来带头造***都是圣人们的事情，顶不济也要有一方贵族豪门带领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而陈胜、吴广这两个八辈子的贫农显然是没有这个资本的。于是始皇帝嬴政的长子扶苏、楚国的名将项燕一一复活，在两人身上借尸还魂，继而陈胜又打出“张楚”的旗号，这个旗号在当时显然非常给力，一时间以六国时的楚地为中心，杀官响应陈胜的起义遍布各地。

　　古语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邦现在手上有了百十条人枪，也算是个草头小王，却也只能是把手头上没本钱的买卖做得大一点，依然没有实力和机会割据一方。
　　但命运女神是不会放弃刘邦的，刘邦的机会说来就来，九月的一天，山下来了一个通信的人让他看到了希望。
　　来的这个人叫樊哙，平日在沛县集市中专门做杀狗的营生，与刘邦是铁哥们，还是刘邦的连襟——樊哙的妻子是吕雉的妹妹吕嬃（可见吕公相面的本事当真了得）。他给刘邦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陈胜吴广起义后沛县虽然还算太平，但周围已经有很多郡县的百姓都杀了他们的地方长官响应陈胜，沛县县令担心自己步同僚的后尘，为了保命县令决定主动在沛县举事响应陈胜，并且希望刘邦能把队伍拉回沛县助他一臂之力。

　　为什么县令会主动找上刘邦？答案是因为当时想反水的沛县县令处于两难的境地：他虽然是政府委任的地方一把手，可他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手中也没有兵权，就光杆司令一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秦朝制度的使然。秦帝国对军权的把控严之又严，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秦朝政府又规定，地方一把手必须是外地人。没有兵权就指挥不动军队，一把手不是本地人，就不容易与本地土生土长的下级官员及地方豪强们打成一片，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官员犯上作乱，又可以让他们上下相互监督甚至相互牵制，尽可能的避免领导与下属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手头没有兵权，在当地没有庞大私人关系网的沛县县令想主动向起义军靠拢是不容易的，他担心别人不相信自己——彼时愿意主动倒戈的官员少之又少，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试探谁有反心然后将之一网打尽？如果继续为政府工作，又怕哪天会人头不保。两难之下，沛县县令这个保命心切的倒戈派，听从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萧何及主管司法工作的看守所所长曹参的建议：请求流亡在外的刘邦带队伍回沛县，以武力劫持、胁迫大家一起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