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18 19:22:49
　　三是民族之争的延续。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证，大清帝国由满蒙亲贵和汉族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其本质是一个部族政权。
　　入主中原时，八旗只是一个小族群，即便联合蒙古部落后也没有达到千万人量级，要实现对主体民族—上亿汉人的有效统治，必须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秩序。
　　为了压制和消弭汉人的抗争精神，满族统治阶层实施了血腥镇压，通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种族屠杀，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毁灭。而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历任皇帝大兴“文字狱”，剥夺民主和言论自由，从文化上禁锢汉人士大夫的思维，树立和强化专制统治的思想根基。在确定汉人基本驯服后，统治者挥舞着“满汉一体”、“满汉一家”的大旗，大力推崇传统儒家思想，既给了旗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又给汉族官僚留下了一点个人成长进步的空间，勾勒出满汉一家、其乐融融的表象。

　　在中央机关各部委中，清政府采取了不削减汉人员额、增加满（蒙）人编制的做法。明代的六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清代则设置满（蒙）汉尚书各一、满（蒙）汉侍郎各两人，其余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高层官员也是由满（蒙）汉平分。咋一看，汉人仕官数量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赢得了与满（蒙）人平起平坐的地位。
　　其实，这只是个错觉。
　　首先，国家最高决策者—皇帝必须是满人；其次，领班军机大臣（类似内阁总理）通常是满蒙亲贵；再次，满（蒙）人可以通过恩荫、当侍卫、武职转文职等路径杀入仕途，巧妙地规避了科举考试这道“独木桥”，相比皓首穷经的汉人士大夫，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因此，在六部衙门中层的郎中、员外、主事等职务（相当于司局级干部），满（蒙）编制约400人、汉人仅160余人，理藩院、宗人府、内务府中的满（蒙）族更占有绝对多数。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汉人的控制，清政府还在地方上采取崇满抑汉、满汉隔离的策略，重用满人、蒙古人、汉军旗人担任地方总督、巡抚等要职，并划定东北、内外蒙古等地为满蒙族的保留区，专设由满（蒙）人担任的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绥远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和诸都统，禁止汉人进入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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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基于维护部族统治的政治制度，背后的支撑是八旗军团和蒙古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这也是大清帝国赖以巩固政权的命脉。一旦武力支柱坍塌，清政府的政治威信就会遭遇“断崖式”下跌。
　　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八旗和绿营节节败退，“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同时，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连绵战事中乘势崛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士大夫获取了地方实权。
　　日期：2018-03-19 19:31:53

　　对于这些汉人士大夫，满族亲贵们一直抱有十分复杂的心态，在重用中带着警惕，在亲近中带着距离，既要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又处处提防遏制，不允许做大做强。
　　1854年，太平军攻势如潮。在一片兵败如山倒的奏报中，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率军夺回湖北首府武昌的捷报。皇帝大喜过望，下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却在7天后突然变卦。
　　理由很简单。
　　曾国藩只是一位退二线的副部级领导，居然能在家乡一呼百应，跟随者有上万人之多，连太平军都不是对手，这样的人存在，难道属于正常现象吗？对汉人士大夫兼地方实力派的提防，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
　　ps：军机大臣祁隽藻劝谏咸丰皇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而从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日期：2018-03-19 19:32:20
　　直至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大清帝国再也无力调集大规模军队南下。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政府不得不冒着藩镇割据危险，大规模向长江以南的汉人士大夫放权，只求渡过严重的统治危机。
　　1861年，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事，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官员皆归节制；任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张运兰为福建按察使、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刘坤一为广东按察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恒为江西布政使、严树森为湖北巡抚。

　　1862年，更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鲍超为浙江提督、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同年升任浙江布政使）、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同年实授江苏巡抚）、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同年调任直隶总督）、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丁宝桢补授山东按察使、历云官补授湖北按察使。
　　日期：2018-03-19 22:08:30
　　这些汉人士大夫，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他们的背后，屹立着一个个汉人军事集团。消灭太平天国后，大批汉人将领凭借赫赫战功弃戎从政，又转化为庞大的官僚集团，占据了南至两广，北至直隶、山东，东至江苏、浙江、福建，西至陕西、甘肃的各省、府（州、厅、道）、县实职岗位。到1864年，全国10名总督中的8名是汉人，15名巡抚全部是汉人，满汉之间此消彼长的趋势不断加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蒙族与汉族之间的权力、义务、责任越发不平衡。汉族士大夫掌控了帝国的赋税重地，湘、淮军等汉族军队的实力也全面压倒了满蒙八旗，但政治权力依然有限；以满族为主导的中央政府，在地位上足以统御全局，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与地位却很不相称，越来越仰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基于此，满蒙亲贵不得不进一步与汉族上层士大夫分享权力，以结成共同维护满族君主政体的执政联盟。与此同时，满蒙人才队伍的总体政治智慧、政治能力也在逐渐退化，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形态越来越缺乏驾驭能力，唯有依靠慈禧、奕䜣、文祥等个别政治精英勉力维持。

　　大清帝国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统治民族满族和主体民族汉族的矛盾趋于激化。加之清政府在国际竞争中一再失败，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给国人带来了极大耻辱，作为“异族”的统治合法性更遭到广泛质疑。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对战争区域的汉族民众起到了较强煽动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号召更是响彻中国大地，革命党人甚至发出了对满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吁，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就声称要“诛绝五百万有奇之被毛披角之满洲种”。

　　面对内忧外患，满族统治者将满汉平权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试图主导推进满汉民族平等、民族融合，进而构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但是,在中国日益陷入全面危机的时代,激进的排满宣传更能唤起汉族底层民众，而满族亲贵企图向地方“收权”的系列措施却进一步侵夺了汉人士绅阶层的利益。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汉矛盾蓬勃发展，成为帝国崩溃的有力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