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20 20:37:44
　　四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逆转。
　　在19世纪中叶前，大清帝国一直是高度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国家。
　　皇帝对国家大小事务乾纲独断，皇权没有丝毫约束、不受任何监督。皇帝领导下的中央政府，集中管控国家军事、财政、人事、司法、外交等权力，地方政府不具备独立性，只能严格听从号令，在中央政府监控之下行使权力。
　　有清一代，地方行政机构一般分为省、府（州、厅、道）、县三级。省级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简称督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或数省的军政和民政，巡抚管辖一省政务。督抚以下，设有布政使（又称藩台）和按察使（又称臬台），布政使专管一省财政与民政，按察使专管一省的司法与监察。省以下设府，知府是一府之主，总管所属州县的赋税、徭役、诉讼等事务；府以下设县，由知县管理一县的政务、赋役、诉讼、巡捕等事务。

　　在名义上，总督、巡抚是威风凛凛的封疆大吏，但实际权力相对有限。人事上，清代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任免权在中央，三品以下地方官员分别由吏部、兵部、总督、巡抚、提督等提名任命，地方话语权并不大；军事上，军队归国家所有，军饷由国库支出，统兵将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督抚难以插手；财政上，清代采取准计划经济体制，地方征收的赋税几乎要全额上缴中央，自身行政开支由中央另行下拨，数额十分有限，经常出现“等米下锅”的窘境。

　　此外，督抚们的权力横向被布政使、按察使分割，纵向被吏部、户部、兵部、刑部侵夺，清政府的密折奏报制度又允许地方中高层官员随时向皇帝打小报告，一省大小事务随时可以“简在帝心”，中央想要撤换督抚，只需一纸诏令即可。因此，督抚们做事束手束脚，不敢有丝毫逾规逾矩的“小动作”。
　　日期：2018-03-20 21:36:56
　　湘军，是一支半私人化的军队。
　　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按照血缘、地缘、师生等关系，挑选自己的亲属、同乡、门生、故吏作为领兵将领，并由这些将领自行招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成军。
　　通过大帅挑选将领、将领挑选军官、军官招募士兵的方式，形成了从士兵到曾国藩的网状层级结构。
　　这样的军队，完全依靠私人关系来维系，将领之间往往是同乡、同年或师生，士兵之间往往是亲族或老乡，兵为将有、将在兵在、将亡兵散。
　　这种特性，一方面提高了湘军的团结协作精神，相互之间有高度信任感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导致湘军的独立性和山头主义，将领和士兵都只听命于自己的直接上级，外人根本无法指挥，内部也只能按级指挥、层层下令，就连曾国藩本人都难以越过统兵将领直接指挥基层部队。
　　除此之外，湘军还有另一个显著特征—军费自筹。
　　当兵而不吃皇粮，对中央政府而言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倘若一支军队的统帅（非皇帝本人）同时拥有军权和财权，就具备了相当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极易摆脱中央的钳制，演变为割据的军阀，历来是中央政府之大忌。
　　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清政府一直坚持军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底线，地方督抚遇有紧急军情，可以就近动用应上缴户部的钱粮，但事后必须另行奏报核销。但是，南京沦陷后，江浙等富裕地区大半落入太平军之手，南方各省赋税、漕粮根本运不到京城，中央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失去了募集军费的能力。不得已之下，清政府于1853年使出了“太阿倒持”的狠招：不再为湘军等非正规军提供军饷，让曾国藩自己在湖南、湖北、安徽等省“随处劝捐”，想办法自筹军费。到了1854年，清政府连南方八旗、绿营等中央军的军饷也无力足额拨付了，只得同意围攻太平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及各军就近截留各省漕粮及各处仓社米谷，即允许各支军队自行搜刮防区周边的国有资产来弥补军费缺口，先到先得。

　　日期：2018-03-20 22:29:56
　　PS：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曾大人只是四十三分之一，其他42位大部分失败了。团练，类似于现在的民兵，其征兵、筹饷、组织、指挥基本靠团练大臣自己，基本上一人一套方法，行不行得通靠实践来检验。曾国藩的湘军营制，在数十种民兵模式中挺到了最后，说明它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属于抓到老鼠的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