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26 08:50:35
　　其实，蒋琬作为蜀汉政权的一线当家人、大将军、录尚书事，几乎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法理正义在政权延续、事业勃兴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按照后世史家司马光的说法：“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里，未能实现统一海内的帝王将相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但凡有作为的皇帝及其辅相，都必须要旗帜鲜明、矢志不移地进行通过思想教化和讨伐征战以竭力谋求民众认同、海内一统，否则就失去了正统天命王朝所具有的感召与权威。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面，同样是因为蒋琬身为蜀汉政权的当家人，他更清楚大规模征战对于政权自身所造成的巨大国力负担，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纵然巴蜀地区物产丰饶，但是面对北方“跨带九州”、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蜀汉政权在客观上经不起那种无岁不征所带来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空耗。更不用说如同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诸葛亮北伐在客观上已经对蜀汉国力形成了透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所形成的国力空耗甚至有可能对政权造成拖垮效应。

　　政权当家人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极端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初衷和本意。
　　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本身并没有问题，这在前文有述。但是这种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的执政方略显然在蜀汉政权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激进主战者中招致不满。政权既以“武嗣二祖、龚行天罚”为使命，则执政多年而对于叛逆政权未见之于任何实质意性的大举讨伐征战，更无攻取北方寸土之功，蒋琬显然因此在朝堂上下倍受质疑。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过多重申“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权信念和理想抱负，势必会进一步鼓励政权内部的军事激进情绪，从而进一步增大执政者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压力。

　　可以认为到了蜀汉中期，蒋琬既有保境安民的绥靖思想在影响，更有激进的主战情绪在蔓延，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激进主战的情绪。因此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客观上更需要那种现实而偏于保守的声音。执政者显然为此有意弱化了意识形态，淡化正统天命、法理正义的昭示与渲染，减缓了对于北方曹魏政权僭越逆乱的口诛笔伐，借以平衡政权内部的激进主战者不满情绪。
　　出于这一政治判断，蒋琬于公元243年把蜀军大本营由汉中前线退迁到涪县，并相应地降低了在舆论意识形态上的宣扬调门，正像前文所述，在当年写给后主的奏折中已经不再着重重申蜀汉政权的政治纲领，对于北方叛逆势力也不再以激愤昂然的态度予以抨击、诛伐，而只用简短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芟秽弭难，臣职是掌。”
　　有确凿的史料表明，蜀汉为了奉行这种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而有意弱化意识形态，减缓对于北方僭越逆乱势力的口诛笔伐，到蒋琬执政后期甚至出现了对于曹魏政权的某种亲善。杜琼、谯周等蜀汉文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改变政治立场，这是在蜀汉内部出现的新情况，后文详述。而在巴蜀之外，与蜀汉再次结盟已经将近二十年的东吴方面也开始有人对蜀汉的时局变化表示担心和疑虑。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七年…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
　　这是一则破绽百出、从各方面都经不起推敲的情报信息。“七年”即东吴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向孙权上书的步骘时为东吴骠骑将军，负责镇守吴、蜀边境重镇西陵；朱然时为车骑将军，长期在东吴的荆州境内征战御敌。这些长期活动在吴、蜀交界地区的东吴大将不约而同地给孙权写信反映，东吴派往蜀汉的使者以及潜伏在益州地区的情报人员都认为蜀汉有可能背弃与东吴的盟约，转而与北方的政治死敌曹魏政权秘密达成政治和解，乃至于与曹魏结为盟好，所谓：“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

　　这些东吴大将所列举的事实证据荒谬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孙权本人要亲自出面为蜀汉开脱：蜀汉方面出于自身的防御战略而建造战船、修缮城池，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多作舟船，应该是公元243年之前的事情，其实已经被后主否决。在战争年代，人家不搞这种军事部署，如何保家卫国？我们现在也在加紧备战，难道我们也要被怀疑是在对付盟国吗？
　　至于蒋琬退迁涪县而没有对司马懿南征东吴做出反应—司马懿南征，指的是公元243年9月司马懿率军到达舒城，舒城守将诸葛恪按照孙权指令放弃舒城而移军至柴桑，孙权解释说，司马懿的这次军事行动只有十来天就撤军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蜀汉盟军不明就里，人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作出判断就贸易出兵？
　　孙权还进一步反问：当年曹魏攻打蜀汉（指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兵分两路攻蜀），我们当时也是刚刚戒备，在魏军撤退之前还没来及作出任何军事反应，难道蜀国也可以因此而怀疑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