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分析这段史料，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连远在东吴大后方的孙权都非常清楚，蜀军多作舟船、缮治城郭、退迁涪县，这些与蜀、吴之间的结盟关系毫不沾边—孙权甚至“破家”作保：这种传言决不可信，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这种事（“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那么为什么步骘、朱然这些身在蜀、吴边界的东吴大将反而轻信传言而对于盟友狐疑重重，甚至言之凿凿地坚持：“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

　　这种情况在诸葛亮时代不决无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的蜀汉和曹魏不仅在军事上频频进行攻伐征战，而且在舆论宣扬上口诛笔伐，相互进行言词激切的声讨攻讦，势同水火、互不两立。
　　诸葛亮关于蜀汉法理正义的一系列政治论述，对于曹魏而言不啻于匕首和投枪，锋芒犀利、直击心灵：“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曹魏方面也是反唇相讥，舆论攻势同样显得凌厉而毒辣。据《明帝纪》载，公元230年魏明帝指令曹真、司马懿伐蜀，此后发布讨蜀檄文，露布天下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
　　读到这些记载，曾经心存疑惑。中国古人特别注重礼仪，尤其讲究人的名、字，在绝大多数时候忌讳于直呼对方的名而只称其表字。那么缘何在这些官方文告里对于对方最高领导却几一例外地不顾礼仪而直呼其名？
　　确切理解了古人在名与字之间的关系与讲究，这才深刻体会到这些檄文、公告的言词之间所饱含的浓浓爱憎火药味。

　　中国古人的“名”与“字”是分开的。其大致情形是，人在出生后要先由其长辈给他起一个名，这个名自然也是由父母长辈称呼的，像曹操名“操”、刘备名“备”，在他们小时候，父母长辈（大概还包括亲戚邻居）都可以这么叫他。等到长大成年之后，大家为了表示尊重，就不宜直呼其名。这因此就需要由其长辈再为他取一个字，供同事、朋友等其他人称呼，所以这个“字”又称表字。取字也有讲究，一般情况下，字与名之间要有相应的关联，让人能够“闻字而知名”。像曹操字孟德，“孟德”的意思是有高远的德行，与“操”具有相应的逻辑关系—操，意为操守、节操；刘备字玄德，意为潜蕴于内的德行，与“备”具有内在关联—备，意为完备、周全。

　　当然，古人无论年龄多大，其父母、尊长和领导是都可以称呼其名的，像名将张飞遇害时已经年过半百，刘备听说前线奏报，料有不测，悲痛地说：“噫,飞死矣！”刘备当时是皇帝而且又比张飞年长，他对张飞直呼其名体现的是亲切和关爱。除了父母、长者和领导之外，其他人出于尊重都称呼表字。公元222年马超去世前上书刘备，信中提到曹操。曹操对于马超具有杀父灭门之仇，但是马超依然用表字称呼曹操：“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

　　因为称呼表字是为了体现尊重，所以古人在称呼自己时为了表示谦逊，也要提名而断不可以使用表字。诸葛亮作《出师表》，第一句便是“臣亮言”，因为他面对的是皇帝，断然不能说“臣孔明言”，这样就不仅失礼，而且越制。曹操当年与刘备纵论时事提到自己，也用了自己的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断然不能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孟德耳。”他如果自称“孟德”，就会显得妄自尊大，轻狂失礼。

　　这是一般的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公元208年张飞为了掩护刘备一行，在当阳长阪坡前以一声怒吼阻吓曹操追兵，便用了自己的表字。《三国志》对此记载是：（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张飞面对敌军而自称表字，体现了对于汹汹敌军的极尽蔑视，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气，这句话应该是：“大爷我张翼德在此等候尔等，谁敢过来决一死战？”
　　上面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形。在三国当时，人们对于刘备、曹操这样顶级尊贵的高层政治人物，则不仅绝不可以直呼其名，甚至连称呼他们的表字也都显得不够恭敬，因而只能代以更加敬重的称谓，像陈琳称袁绍为“明府”，曹操部下称呼他为“公”、“王”，诸葛亮等蜀臣则称刘备为“主公”。据《三国志》裴注记载，马超由于自身资历深厚，在与刘备交流时称呼刘备的表字（玄德），结果使关羽、张飞等怒形于色。马超见状，此后再也不敢这样称呼刘备。

　　回正题。在诸葛亮时代，蜀汉檄文公然直呼曹操、曹丕之名：“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曹魏方面则同样以名直呼蜀汉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刘备背恩，自窜巴蜀…”其中所包含的激愤鞭挞之意，如果换用现在的语言则需要缀加一连串的修饰定语：性情残暴、穷凶极恶的奸相曹操，暴戾恣睢、罪行滔天的切国者曹丕，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逆贼刘备，离经叛道、逆势而为的作乱者诸葛亮…

　　现在再回到东吴大将指责蜀汉方面“欲背盟与魏交通”的话题，可以舍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蜀汉政权在蒋琬时代继续保持舆论上的激愤与声讨，在这种激昂亢奋到近乎燃点的舆论讨伐氛围之下，东吴大将和东吴使节怎么可能由一些毫不相关的军事部署转而推知盟军要背弃盟约，转而与其政治死敌秘密达成和解？
　　所有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含着必然的政治逻辑。东吴方面认为蜀汉方面“欲背盟与魏交通”，其背景显然是因为蒋琬在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过程中弱化意识形态，降低了对于北方曹魏政权在舆论上口诛笔伐的力度与声调，从而使蜀汉内部的舆论环境出现重大改变。
　　日期：2018-03-26 08:58:33
　　当时，蜀汉与曹魏之间在舆论攻伐上的缓解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东吴方面据此推断蜀汉要背弃盟约，而与曹魏方面实现亲善。(补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