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27 16:58:14
　　蜀汉大将军蒋琬去世于曹魏政权内部的高平陵事变暴发的三年前—公元246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蜀汉内部倍受质疑，但事实表明他的施政方略并没有明显过失，加之后期主动辞让益州刺史等一线职务，因而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位贤明而成功的辅宰，在历史上也有不俗政声。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蜀汉在他执政期间“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应该说他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栽培和重托。如果不是其前任英名盖世，他的贤相事迹和功业原本可以光耀后世。

　　蜀汉第二位大将军费祎能够继续沿袭前任的施政思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蒋琬的成功。这是古代政治实践中一个极其常见的现象，因为所有切合时宜、行之有效、成就卓著的施政方略在推行过程中，经过全社会的渲染教化之后总是能够形成某种巨大的惯性力，这种惯性很多时候强大到可怕的程度，甚至是在内外环境和政治时机发生变化之后，整个社会仍然要按照其惯常的既定路线继续行进一个漫长的距离。

　　蜀汉在费祎施政期间，北方局势持续发生剧烈震荡。随着曹魏宗室与权臣司马懿父子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在费祎接任大将军的第七个年头—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悍然发动高平陵事变，全面铲除曹家（夏侯氏）势力而全面掌握北方局势，这在政权内部随即引起强烈反弹，此后引发了跌宕多年的淮南三叛。王凌叛乱时，司马懿尚且在世并稳定局面，但司马懿当时已经是垂垂暮年、时日无多。他在消除王陵叛变隐患后不久便去世，此后淮南地区接连震荡、一片血海，时局波谲云诡。诸葛亮生前苦苦期待的“天下有变”的局面终于到来。

　　然而此时，蜀汉施政者费祎仍然恪守前任蒋琬既定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一味沉湎于保境治民、敬修社稷，他甚至在军事保守主义路线上走得更远：“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蜀汉中后期，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坚定奉行“武嗣二帝、罚行天罚”基本纲领、激进主战的一大批重量级人物，像吴懿兄弟、王平、邓芝、夏侯霸等先后去世。蜀中名将吴懿、吴班、王平等在蒋琬施政期间已先后离世；曾经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乃至敢于顶撞吴主孙权的强硬派将领邓芝病逝于公元251年—他当年曾经声色俱厉地敬告孙权，天下必须要归统于蜀汉，如果在盟军消灭北方叛逆势力之后孙权仍然坚持“并尊二主”，那么天下一定会兵戈再起，而且蜀汉方面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全面胜利；激进主战的大将张嶷则在公元254年的一次征战中阵亡；坚定支持北伐的大将夏侯霸去世于公元255年前后…

　　这样一来，到蜀汉后期真正能够牢记刘备、诸葛亮遗训，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政治原则并力主北伐的高级将领，就剩下姜维一个人—按照《三国志》记载推断，蜀汉朝堂上的主战派还有尚书令陈祗，这个人在历史上政声不好，但是他支持北伐事业，对于军事保守主义者尚能形成某种平衡。但是这个陈祗也于公元258年去世。此时，蜀汉军中高级将领张翼、廖化、胡济等无一例外地全部反对姜维北伐。

　　从《三国志》有关记载看，到蜀汉亡国时军中仍有大批中下级将领仍然竭力主战，蒋斌（蒋琬之子）、王含、傅佥、柳隐都是在前线坚守到最后一刻。问题在于他们的品秩不高，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
　　轰轰烈烈的姜维北伐，说到底其实是姜维一个人在战斗。其实际情形，纵然有《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却总是让人感到寂寥、悲壮而怆凉。
　　日期：2018-03-29 10: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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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蜀汉内部政治生态和舆论动向，很多人在理解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偏差。有学者以一成不变的片面眼光解读判研，认为益州方面始终存在着排斥、抵制外来政权的本土势力，这些人当年曾经仇视并抵制刘焉父子的割据统治，在刘备入川同样持排斥、不合作态度，乃至于到了诸葛亮治蜀及蒋琬、费祎和姜维施政期间也始终怀着敌视态度。这些学者解释的原因是从刘焉父子到刘备、诸葛亮，这些外来势力侵占了益州的“蛋糕”，使本土人士始终处于社会治理最低层，只是迫于统治者的打压而冷眼旁边，内心巴不得外这些外来政权早日灭亡。到公元263年魏军大举入侵，这些本土势力终于等到期待已久的机会，这便是谯周劝降后主的政治背景。

　　《三国志》及裴注信息等所有史料所呈现的蜀汉局面，都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
　　三国时代的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治理期间尤其是到了刘璋时代，境内纲常失序、乱象丛生，益州本土确实始终存在着强大的抵制势力，其中张鲁在汉中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刘璋手下的文武官员心各有归—大将庞羲、李异等“恃功骄豪，欲有外意”，张松、法正等秘密与境外势力（刘备）勾结，这是刘璋治下的益州基本局面—纵使在这种情况下，益州本土也远非铁板一块，仍然存在着大批忠诚于刘璋的力量。按照《三国志》记载，在刘璋决定邀请刘备入川抵抗张鲁时，“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由于这些忠诚刘璋势力的奋勇抵抗，刘备与刘璋翻脸后远不是攻城陷阵、势如破竹，其实际情况是夺蜀之战打得极其艰难，其中成都的外围据点雒城久攻不下，打了整整一年。刘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紧急指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川驰援，张飞部强攻巴郡并生擒太守严颜。面对劝降，严颜昂然作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刘备入川后，益州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是随着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溃败，曹操的政治权威和感召力骤然沉降。益州很多人本来是寄希望于曹操，大家原认为曹操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由他出面统一天下、收拾乱局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当时在蜀中地区，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搞得满城风雨（《周群传》：“《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刘璋本人也因此一再向曹操表示归顺。但是经过赤壁一战，曹操被打得狼狈逃窜，而高举匡扶汉室旗帜的刘备则声名远振、骤然崛起。

　　刘备在诸葛亮、法正等协助下广纳志士、遍布恩德，其“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很快得到包括益州本土人士在内巴蜀全境的广泛拥戴，并成为统一思想、凝聚精神的鲜明旗帜，甚至曹魏方面有很多人听说刘备在益州试图匡扶汉室，也不远千里投奔过来：“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零陵先贤传》）
　　《三国志》并不能排除在刘备集团入川前期,曾经遭遇本土士人排斥、敌视的情况，其中既有前面提到的黄权、秦宓、来敏，更有张裕、李邈等—现在看来，这些人主要是出于在道义上对刘备占蜀的义愤，因为刘备当年是应邀入蜀，既而非礼抢占、反客为主。实事求是地讲这在道义上是有污点的。正像广汉名士李邈当面斥责的那样：“振威将军（刘璋）以为你是宗室肺腑，委任将军前来讨伐敌人（张鲁），可能大功未成，振威将军却先于敌人灭亡；我认你这么夺取益州是很不合适的。”蜀郡人张裕也因此当面嘲弄刘备，并且四处散布反对言论，最终被刘备所杀—按照《三国志》记载，刘备占领益州后就杀了这一个政治反对派，对于其他多数人则予以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