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书记载，蜀汉政权建立后，像张裕、李邈这样始终敌视、排斥现政权的只是益州本土人士中的极端个别现象。《三国志》所呈现的历史实际情形是，由于“武嗣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本身具有强大感召力，再加之刘备、诸葛亮广施兼容并包、礼贤名士的仁德善政，益州士人纷纷转变政治立场和态度，蜀汉政权很快得到巴蜀民众的空前支持和拥戴。从刘备取川、政权建立到诸葛亮、蒋琬时代，益州本土人对于蜀汉政权及其复兴事业倾注了异乎寻常的专注与激情，他们与各方志士精诚协作、戮心同力，在“武嗣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的感召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理想主义北伐路线的指引下，信心百倍、慷慨激昂地投入对于北方叛逆势力的抗击与征伐，“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抛头颅、洒热血，以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激情和意志凝成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力图恢复天下秩序的雄浑铁流。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在刘备取川、蜀汉政权成立后，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高层实行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广纳包括益州士人在内的各方志士。所谓蜀汉不重用本土人士、益州人被排除在外、处于治理底层的说法完全是个伪命题。各种史料都没有此类记载或者类似的例证，《三国志》里所记载的当时情形，是刘备、诸葛亮等人不仅高度重视益州士人，而且对于很多在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有污点的本土名士也委以重任，而着力以兼容宽恕的仁德善政予以感化。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当面斥责刘备假仁假义的李邈，在刘备就任益州牧后即被任命为益州从事。同样对刘备取川心怀不满、散布不良言论的来敏，则先是被任命为典学校尉，到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又出任太子家令。当年曾经竭力劝谏刘璋邀迎刘备入川的大将黄权，也并没有受到怪罪，他先被拜为偏将军，后来在刘备攻占汉中之战中立功，拜护军。刘备称王后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后来又出任镇北将军。蜀汉在夷陵战败，东吴军队阻断了归蜀之路，黄权无奈之下投降曹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黄权留在蜀汉的家人仍然受到优待，其子黄崇后来出任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随同卫将军诸葛瞻出战迎敌并阵亡。

　　蜀汉政权成立后，更是举荐、征辟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心系天下的益州本土人士，像张表、杨洪、费诗、王平、马忠、张翼、张裔、秦宓、程畿等，犍为人杨洪后来出任蜀郡太守；梓潼人李福先后出任巴西太守、为江州督、尚书仆射等职，诸葛亮临死之前，代表天子前往前线询问国家大计的正是这个李福；广汉人秦宓出任大司农；巴西人王平官至镇北大将军、镇守汉中；巴西人马忠后来出任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并一度“平尚书事”…

　　现在回顾那段历史，很多人有一种极深的误解，认为像广汉人李邈担任的益州从事、犍为人杨洪出任的蜀郡太守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职务。好像如果不是帝王将相，都是微不足道，谈不上什么重用。带着这种误解检讨历史，难免会得到谬之千里的结论。其实际情形是，凡是能够青史留名的，都是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发挥了独特价值并具有独特意义的神级人物。不能片面认为蜀汉政权的帝王将相榜上见不到益州士人的名子，他们的职务就很小、地位很边缘、处于最底层。进一步说，益州本土人在蜀汉政权里出将入相，这在《三国志》里也多有记载，只是被很多人视而不见而已。

　　有人专门按照籍贯对《三国志》及裴注等各种史料（包括碑刻等）里的蜀汉臣僚进行大致归纳。数据显示，青史留名的蜀汉人物不到500人，其中籍贯为荆州的不足百人，中高级官员约30人；益州籍人士在150人左右，其中的中高级官员也在30人左右—由于政权创建者的特殊履历（刘备的后半生是完全是在荆、益二州度过），应该说这是一个五湖四海的团队，益州本土人在其中明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出将入相级的人物，在刘备、诸葛亮时代便有李恢（庲降都督，大战区级军政首长），杨洪（蜀郡太守，为蜀汉京畿重地军政首长），张翼（庲降都督），张表（尚书、庲降都督），李福（尚书仆射，副宰相级要员）、马忠（庲降都督、镇南大将军，蒋琬时代一度“平尚书事”，为宰相级要员），王平（蜀汉精锐部队无当飞军的统领、讨寇将军，后出任镇北大将军、督汉中，为份量最重的大战区级军政首长）…

　　《三国志》所记载的益州本土势力，也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对于蜀汉政权心怀敌视、不合作态度，而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无限的赤诚忠贞倾心拥戴蜀汉政权，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誓死追随、爱戴他们的政权领袖，即使在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危机关头，他们仍然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在蜀汉事业的延续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极大作用。
　　公元219年，刘备攻打汉中进入第三个年头，曹操亲自督战，蜀汉前线吃紧。杨洪为此果断提出：汉中为益州咽喉，是决定我们存亡的要害之地…面对如今之势，应当全民动员：男人参战，女子参与后勤支援，这是全境上下义不容辞的事情。
　　蜀军在夷陵战败后，刘备乘船逆流而逃，东吴船队穷追不舍。蜀中大将程畿（即前文提到的程祁之父）乘坐战船紧随其后，护卫天子。眼看追兵接近，有人劝他弃船上岸寻求逃生机会。程畿凛然表示：“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我程畿从来没有临阵脱逃过，更何况天子这时候还在危急之中，我们必须要誓死保卫天子。敌军追上后，程畿本人亲自拿起兵器奋力抵抗，奋战至死。

　　在夷陵之战前夕，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表示愿意带领先头部队试探敌军虚实。他的建议没有被刘备采纳，后来由于蜀军战败，无奈投降曹魏，但此后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开始，有传言说刘备在败于吴军后遇难身亡。魏国群臣弹冠相庆，唯独黄权没有露出一丝笑意。有一次魏帝曹叡问他说：“如今三国鼎立，到底哪一方才算是真正的天命政权？”
　　面对这一敏感政治问题，黄权没有屈从于魏帝之威而违心作媚，却意味深长地说：这要验证于天文。往年曾经有“荧惑守心”的迹象，结果文皇帝（曹丕）驾崩。而吴、蜀二主都平安无事，这就是验证。
　　益州大学士秦宓本来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后来由于诸葛亮的真诚眷顾而彻底转变政治立场，对这个外来的政权表露出高度的认同和挚爱，并由此引发了那场闻名历史的蜀、吴政治大辩论。
　　那是在一次接见东吴使节的宴会上，辩论的对方是东吴名士张温。张温本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次辩论的感染而触犯外交使者之禁忌，公然对蜀汉政权和法理正统流露出认同和赞许，这一举动招致吴主孙权龙颜大怒。张温返回后不久便遭罢免。《三国志》对于这场辩论作了全文收录。话题先是从秦宓的迟到说起—在这次宴会上，蜀汉其他所有官员悉数到场，只有秦宓姗姗来迟。张温可能是认为秦宓失礼，便问他说：“您平时可注意学习？”秦宓说：“蜀中五尺孩童都在认真学习，您何必如此小看我们？”张温于是问：“既如此，那么请问天有头乎？”秦宓答：“天有头。”张温问：“头在何方？”秦宓说：“古人有诗写道：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天的头在西方。”张温问：“天有耳吗？”秦宓答：“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若无耳，何以能听？”张温再问：“天有足吗？”秦宓答：“《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能步？”

　　张温随即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结果使自己陷入完全的被动：“天有姓氏吗？”秦宓答：“既然是天，怎么可能没有姓氏？”张温追问：“天既然有姓氏，那么天姓什么？”秦宓答：“天姓刘。”张温说：“您是怎么知道天姓刘？”
　　秦宓朗声回答：“当今天子姓刘，由此可知天下必定姓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