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4-02 11:33:48
　　蜀汉政权既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则其社会内部毫无疑问势必存在着派系，这在有关史料里也有隐约显示。从诸葛亮的有关教令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与荆州藉宾幕之间的关系要明显亲近很多，而对于杜琼、秦宓、谯周等益州士人则更多一些尊重和谨慎。若说其中没有任何细微差别，则不符合人之常情。但是在具体施政实践中，诸葛亮则能时时处处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所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些评价出自益州人陈寿之口，应该说是蜀汉社会的实际情形。

　　如果严格按照《三国志》及裴注等相关史料推断，时下盛行的所谓蜀汉政权内部的派系博弈论，即所谓荆州派、东州派和益州本土派之间的利益博弈是站不住脚的。在刘备、诸葛亮和蒋琬时代，蜀汉政权不仅得到了老班底荆州集团的鼎力支持，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数益州人士以及分别来自于凉州（姜维等）、扶风（法正等）等各地幕僚的认同和拥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历来被认为是史上投降派的代表性人物、蜀汉谏议大夫谯周，他在刘备入川建立政权后也曾经是蜀汉最忠实、最热切的拥戴者。《三国志》对此作了确凿无误的记载。

　　《三国志》记载，在刘备称帝之前，益州各界上书言符瑞与图谶者多达八百余人，其中就有谯周。此事见之于《三国志谯周传》：“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

　　古代人们由于对天庭、神灵等超自然力量的膜拜和崇敬，笃信天人感应，上天不仅要通过天子的金口玉言传达到人世，还要在世间显现出各种征兆对人类活动予以指点，潮起潮落、星转斗移，乃至于飞鸟走兽等世间万物因而都可以被赋予上天对于人类活动的某种寓意。谶纬学这种神秘而牵强附会的政治预言性学问甚至被确定为官方正统理论而大行其道。从政权建立到皇帝上位、重臣封赏、出兵作战等，一切活动都要得到上天的应允指点，而天的指示则广泛见之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蕴含在典籍文献中的预言暗示。在皇帝登极之前，其拥戴者则要苦心孤诣地从各种天象、各类典籍中搜寻各种各样的瑞兆，为政权建立和最高领袖即位的法理正统提供天命、众望方面的支持。

　　谯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纷纷苦心孤诣地为刘备称帝提供符瑞和图谶等天命依据，他们真正期望的是蜀汉政权能够在刘备领导下通过“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实现平定天下的政治夙愿，推动大汉帝国的第三次复兴。出于这种政治理想和信念，谯周本人对蜀汉政权和由诸葛亮推动和北伐事业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公元234年，当他听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伐前线进行悼唁，《三国志》对此事记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据后世研究者推测，蜀廷在诸葛亮去世后禁止官员赴前线奔丧、悼唁，应该是因为蜀军在前线发生了杨仪与魏延之间的内讧。诸葛亮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官方如果不禁断人员往来，前线的事情很有可能迅速传导到内地并由此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谯周预料到这一情势，因此听说丞相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出发、昼夜兼程。结果在后方官员中只有他一个人“速行得达”。
　　公元247年前后，谯周痛感天子贪图享乐而对于汉室复兴事业有所荒怠，奋笔撰写《上谏后主疏》，在这篇直接呈递天子的疏文里，谯周客观分析了蜀汉政治当时面临的形势：“先帝之志，堂构未成，”直言不讳地指责天子：“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并建议天子：“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的这篇《上谏后主疏》旁征博引、言辞犀利、情真意切、诚动天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焦虑和忧患充分无遗地体现了谯周本人情系蜀汉、心忧天下、衷心期待汉室重新复兴的赤诚情怀。初读《谯周传》，体味疏文作者在文中流露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再联想到谯周本人的历史形象，不禁为其间的迥然反差惊诧不已：“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一个丧失人臣气节的投降派代表人物，怎么可能说出如此赤胆忠心的肺腑之言？天下哪会有这种忠诚政权、挚爱君主、奋然诤谏的投降者？

　　《三国志》全文收录了谯周的这篇疏文：“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己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尊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繦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铫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颖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颖川贼必即降。’遂至颖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佑，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恩师。直到谯周去世之前，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相互亲近的师生情谊。谯周因而是陈寿在《三国志》里刻划得最用心、个人形象最完整的蜀汉儒士。值得关注的是，谯周在疏文中连篇累牍讲述光武刘秀的当年旧事，这基本上类似于杨戏在《季汉辅臣赞》里把刘备比之于“西伯”（周文王）。刘备与“西伯”，同为先主，同样在功业未成之际而身先亡故，都需要有继承者牢记使命、继往开来、完成大业；而堪与后主刘禅相类比的则是光武帝刘秀，因为他们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天下时局和政治使命，同样是在中枢覆亡、天下撕裂，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未竞之业（刘秀的前人是其同胞兄长刘縯），既而励精图治、发奋力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

　　刘秀在这方面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做得最好、最成功的杰出人物。谯周如此繁复地讲述光武帝刘秀的当年旧事，正是借此劝谏后主刘禅要像光武帝刘秀那样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奋力完成宏图大业。
　　谯周在疏文里引用《易传》里的话说：“百姓不徒附。”，意思是老百姓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追随于某位君主，大家所期待的是君主能够实行善政仁治，因此君主需要时刻把厚德仁政放在前面—这也完全契合了后主在二十年前《北伐诏书》里的提出的观点：“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
　　谯周还说，如今汉室遭受厄运，天下三分鼎立，正是英雄智士渴盼明主的时候。陛下您是一位仁爱孝顺的皇帝，为父母守孝三年，每每提及父母便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这种孝道仁爱，古代先贤也不过如此。而且陛下您能够礼敬贤士、任用贤才，使朝廷大臣都能够各尽所能，治理国家，使境内出现了安定团结、众志成城的美好局面，这种局面不亚于过去的盛世治理，大家对此有目共睹，因此对于陛下您的仁爱恩德，我说不尽也无须多说。

　　陈述至此，谯周话锋一转：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限神圣的四季祭祀活动，您也时常偏废；而您的身影却不时出现在那种纵情声色的游乐场所。看到这种状况，在下我作为臣子虽然愚蠢迟钝，内心里却感到极度不安。我认为，一个身负重任、心有忧虑的人是没有那种闲心寻求欢乐的。现在先帝的遗志远未实现，陛下您根本还没有到那种纵情享乐的时候。所以在下但愿您能够减少那些娱乐之事，裁减后宫的营造项目，只维护先帝在世时的规模就行，通过言传身教激励后世子孙（使他们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敬守基业）。

　　那么，在政治上高度认同蜀汉政权、在情感上如此挚爱蜀汉领袖的谯周，为什么后期突然转变政治态度？他此后撰写的《仇国论》历来被视为是益州本土人士仇视蜀汉集团、为投降主义鸣锣开道的代表之作。在《仇国论》之后，谯周本人更是变本加厉、越走越远，甚至公然撰写政治标语对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满怀激愤、大加诅咒，其疾恶如仇之语气,恨不得蜀汉政权立即覆灭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