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4-07 15:59:23
　　蜀汉谏议大夫谯周历来被认为是历史上丧失人臣气节的投降派代表人物，他曾经在后期传播各种消极政治言论散离民心，并于敌方大军压境时迫不及待地极力劝降，最终敲响了蜀汉政权覆灭的丧钟。这种背国弃主行径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更遭到后世儒家正统的严厉斥责，谯周因此背负千古骂名。然而千余年来，很多人所忽视的是谯周本人不是那种奉迎攀附之徒，更不会媚谄权贵、卖主求荣。谯周从忠诚蜀汉到背国弃主，期间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而矛盾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谯周仍然是那个性格古怪、不知世故而一味埋头精研典藉、饱藏学问的益州儒士，而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个锐意昂扬、激情飞扬而让他寄于厚望、充满热忱并为之倾心拥戴、奋力诤谏的振作政权。

　　谯周对于蜀汉政权的激愤忧虑乃至最终完全背弃，始于费祎施政后期，这在《三国志》里也有非常确切的记载。
　　谯周的《上谏后主疏》应该是撰写于董允去世（公元246年）之后—《资治通鉴》把此事收录于公元247年。因为《三国志》明确交代谯周上书的背景：“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这种事情在董允生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董允生前始终是蜀汉后方稳定的基石性人物之一。他在诸葛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相当于蜀汉宫廷事务的总管。董允为人正直、作风严厉，敢于匡正天子的各种不当行为。史书记载当时后主曾有考虑要从外面采选美人充实后宫。董允坚持认为功业未成，天子不宜贪图享乐，便明确表示反对。后主也无可奈何，于是逐渐变得有些畏惧于他。因此，谯周在《上谏后主疏》里指责后主“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董允去世之后。

　　从《上谏后主疏》里流露出的语气来看，当时的谯周对于蜀汉“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汉室复兴事业还满怀期待和希冀。但是数年过后，谯周的思想感情便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三国志杜琼传》记载：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这段记载，涉及到中国古代一门极其晦涩而神秘的学问—谶纬学。“谶”为应验之意，大概是古代巫师、方士（即《三国志》时有提到的占梦者、望气者）生编硬造的隐语、预言，这些当时都被作为上天的指示，向人们昭示未来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就是经典书籍，是古代儒士儒家经典，从中搜寻一些语句牵强附会地预判未来。这里便涉及到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在今天看来晦涩突兀、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谁也不知道其准确含意，但是这句话却影响了中国古代千年历史。

　　据记载，这句预言出自古书《春秋谶》，传说中的原文是：“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春秋谶》失传已久，这本书究竟何时成书、作者是谁、具体内容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后人只能从书名推知这是一本用于预知未来的“谶书”，成书时间可能在汉初，或者比这更早。“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话到于汉武帝时代又被重新提起。按理说汉王朝在武帝时代国力强盛、蒸蒸日上，原不存在改朝换代的颓废之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汉武帝刘彻本人在一次酒后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则预言并由此引发感叹。此后，每逢天下大乱，野心家们则纷纷从这则预言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汉末的李傕、郭汜作乱期间，便有巫者便找到董卓旧将李傕，说：代汉者当涂高，指的就是你李傕，所谓“涂即途也，当涂高者，阙也。傕同阙，另极高之人谓之傕”；此后有个叫阙宣的徐州小军阀则据此称帝，因为他认为“当涂高”就是指宫阙，而他本人则姓阙。这个阙宣势力太小，曾经与陶谦有过勾结但后来被陶谦所杀。再后来袁术僭号，也是附会这则预言，认为“代汉者当涂高”就是暗指他袁术—袁术字“公路”，而“当涂高”中的“涂”通“途”，都是路的意思。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同样附会了这句预言。时有太史丞许芝向曹丕上书，陈述曹魏代汉见于谶纬：“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乃至到六百多年后的五代时期，后周郭威称帝仍借用这句谶语—后周的前朝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后汉”为后人的称谓，其实际政权名号跟“西汉”“东汉”和“蜀汉”一样，都只有一个字：“汉”。郭威认为“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的意思是城郭，暗合了他的姓氏“郭”，这意味着上天示意由他郭威来取代后汉。

　　每逢乱世，各方志士也纷纷从典籍和谶纬中寻求治世之道，期盼终结割据纷争、生灵涂炭的世间乱局。《三国志周群传》记载，在刘备入川之前，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解释在益州地区也广为流传：“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时为刘璋时代，但后来由于曹操在赤壁战败，其威望声势因此骤然沉降，而刘备则一战成名而声誉鹊起。后来随着刘备放川、蜀汉政权建立，益州人转而把恢复天下秩序的期望寄托于刘备集团，尤其是在“嗣武二祖、龚行天罚”政治纲领的激励和感召之下，蜀地民众在刘备时代“男女当战、女子当运”，在诸葛亮兴师北伐期间，益州全境戮心同力、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大家奋力追求的正是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换句话说，在蜀汉政权建立后，巴蜀士人的关于天下大势的梦想与期望已经从刘璋时代的所谓“代汉”变成刘备、诸葛亮时代的“复汉”。在这种慷慨激昂、激情燃烧的火热局面之下，类似“代汉者当涂高”的议论和猜测不仅势必为蜀汉官方所禁忌，对于蜀汉臣僚和巴蜀士人来说，也显然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而遭摈弃。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缘何到了蜀汉后期，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言论竟然沉渣泛起，曾经以满腔热血写就《上谏后主疏》、奋力诤谏蜀汉天子的谯周，竟然也在儒学前辈杜琼面前提起这一敏感话题。
　　按照《三国志》记载推断，谯周重提“代汉者当涂高”的时间大致发生在公元249年前后—谯周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两面人，一方面诤谏后主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同时又私下与同僚议论“代汉”之事。这完全不符合他的品性。谯周重提“代汉者当涂高”，应该发生在公元247年呈递《上谏后主疏》的若干年之后，而杜琼去世于250年。因此此事推断为公元249年前后。
　　与谯周共议时政的杜琼，他当年也曾经是蜀汉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蜀汉政权建立之前，他和谯周等共同为刘备称帝搜寻各种天命依据。公元234年诸葛亮在前线去世，代表天子前赴汉中出席葬礼的正是杜琼（时任蜀汉左中郎将）。他在葬礼现场宣读的皇帝诏书，全文录于《三国志》。悼念诏书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行文悲哀沉痛，宣读者在葬礼现场应该是声泪俱下，引起全场悲恸：“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然而到了公元249年前后，杜琼本人对于蜀汉政权的政治态度已经完全发生改变。面对谯周的提问，他作出肯定答复：“魏”这个字指的就是宫殿大门上的楼台，耸立于大道旁边，高大而巍峨。过去圣人所谓“代汉者当涂高也”就是借用“当涂高”的象征之意，预示北方曹魏政权受命于天，是真正的天命正统。
　　杜琼的这番解释，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确：受命于天而取代汉庭的既是北方曹魏，那么他们所共奉的这个偏居一隅的蜀汉及其后主刘禅，毫无疑问则是假借天命、痛失众望的割据苟安政权和妄称天命而实则谋逆、彻头彻尾的假皇帝。
　　杜琼的这番见解很显然是第一次在同僚面前公开表白。对于这番石破天惊的解释，谯周一定会面露惊诧、大惑不解，杜琼这才向他发出反问：“宁复有所怪邪？”
　　面对杜琼的反问，谯周的回答尤其值得注意。他当时没有给予盲目附和，只是迟疑着说：我没有完全明白—《三国志》的记载是：“周曰：未达也。”也就是说，在蜀汉后期的某个时段，在与同僚杜琼议论天下时事时，面对石破天惊的正朔之论，谯周的态度尚且有所保留，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排斥蜀汉政权，始终保持敌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