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3-30 21:24:45
　　时隔二十年，在亡国灭族的新威胁面前，大清帝国中央政府终于对外问题上有了新认识、新政策、新方针。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6�0联合军机大臣、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向咸丰皇帝呈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标志着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开始全面转向。
　　日期：2018-03-30 21:25:22
　　这份奏折，鲜明提出“以今日之势论之，发捻（太平军和捻军）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肢体之患也”。基于此，对敌优先级排序应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根据调整后的国家战略，大清帝国开始联合包括“洋人”在内的一切力量围剿太平天国。随后，“洋枪队”获得了官方身份认证，正式纳入大清帝国武装力量编制序列，改名为“常胜军”并扩编至4500余人；浙江等地也仿照“常胜军”模板，先后成立“常捷军”、“常安军”等武装组织。这几支部队战功赫赫，“常胜军”会同淮军牵制和击溃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主力部队，光复了江苏全境和浙江部分地区；“常捷军”、“常安军”也在收复宁波、绍兴、杭州等地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日期：2018-03-30 21:25:44
　　这份奏折，呼吁中央成立专门的外事管理和决策机构。1861年3月3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挂牌成立，统管全国外交、通商和外国人旅游、传教等各项涉外事务。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总理衙门的职责范围迅速扩大，又兼管了近代军事工业、新式教育、交通、通讯、矿产和海军，逐步成为整个洋务自强运动的主要协调部门。由于总理衙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又在中央最高决策咨询机关—军机处任职，总理衙门能够深度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军机处的功能。据统计，从1861年至1868年，5名军机大臣有3人在总理衙门任职；1869年至1875年，5名军机大臣有4人兼领总署大臣；1869年至1875年，全部兼领；1882年至1884年，仍有4人兼领总署大臣。

　　日期：2018-03-30 21:27:01
　　这封奏折，建议在南北通商口岸分设管理外事工作的大臣，消除过去各口岸互不统属、政令不一、各行其是的弊病。经咸丰皇帝批准，在北方设“三口通商大臣”，负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个通商口岸的外事工作；在南方设“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潮州、琼州、淡水各口岸通商事务。从1870年开始，“三口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改称“北洋大臣”，负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外交、通商、海防、关税、洋务等事宜；在此之前，“五口通商大臣”已改称“南洋大臣”，负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南、北洋大臣重权在握，实际影响力居于其他督抚之上。第一任北洋大臣李鸿章执掌北洋达25年之久，先后兴建北洋海陆军，筹办军工、电报、煤矿、铁路、轮船、纺织等新式企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期：2018-03-30 21:27:30
　　这份奏折，建议加强各通商口岸的关税管理。当时，大清帝国公务员队伍贪腐横行、屡禁不止，唯有洋人主导的海关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以英国人赫德为代表的大批外籍人士被充实到大清海关公务员队伍，并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洋员”。在赫德的有力领导下，海关成为晚清最廉洁、最高效的政府机关，关税从1861年的490万两白银，骤增至1875年的1200万两，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压力，为筹建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组建神机营、购置海军军舰、支持幼童赴美留学等提供了有力经济支撑。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所需军费，也是由关税担保向外国银行贷款1470万两白银，并且最后由关税逐年偿还。

　　日期：2018-03-30 21:28:10
　　这份奏折，提出要大力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在北京谈判期间，偌大北京城居然找不出政治合格、品行端正、外语过硬的翻译，很多时候必须依靠外国传教士或中国买办应急，其中难免词不达意或内外勾结，使恭亲王奕䜣深感亟需大清自己的外事人才。1862年8月，大清外国语学院—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张，初始办学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够参与对外交涉、与闻军国大计的翻译。随后，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一批外语和翻译学校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起点。

　　这份奏折，提出重点加强收集外国情报，切实做到“睁眼看世界”。恭亲王主政中央后，要求各通商口岸官员梳理汇总西方新闻报刊和有价值的信息，每月咨报总理衙门，以便于中枢及时了解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进而掌握世界大势。平时，恭亲王本人也十分留意学习西方知识，提高与列强打交道的本领，力图尽快使大清帝国融入国际社会。
　　日期：2018-03-31 07:54:31
　　当时，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西方列强是英、法、俄、美四大国。在这四国中，中俄毗连陆地数万里，俄国对侵占中国土地兴致勃勃，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鲸吞外兴安岭和库页岛等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仅次于太平军和捻军的大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算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只可虚与委蛇。法国身负罗马教廷授予的“保教权”，有保护天主教在大清帝国传播的权力和义务，许多传教士籍其庇荫横行乡里、干涉地方事务，与地方官员和民众发生了多起武装冲突，甚至几次酿成国际级别外交事件[著名的有西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等，仅19世纪70-80年代就发生教案200余起]，严重牵扯了总理衙门精力，是清廷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只可偶尔用来“以夷制夷”。

　　日期：2018-03-31 07:56:24
　　美国与俄国、法国截然不同。在总理衙门看来，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做到以真心待我，那一定是“米夷”（美利坚合众国）。从“洋枪队”第一任统领华尔、到传教士丁韪良，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到驻华公使蒲安臣，以他们为代表的美国人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举手投足带有西部牛仔式的急公好义和淳朴友善，深深打动了大清帝国和恭亲王。华尔娶大清富商杨坊之女为妻，加入大清国籍，最后为了大清江山战死沙场；丁韪良致力于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工作，先后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度担任清政府国际法顾问；西华德是第一个访问大清帝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在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中法之间剑拔弩张之际高调访华，给了清政府雪中送炭般的有力支持；蒲安臣对怯怯站在国际舞台入口处的清政府，表现了惊人的友好和耐心，不仅赠予恭亲王《万国公法》用于指导外交实践，而且积极维护清帝国的自尊和颜面，多次在国际外交场合上为大清发声，使清政府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在蒲安臣即将结束在中国的任期回国之际，恭亲王出于对他的信赖和感激，正式邀请他作为“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大清代表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也不负众望，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与英国外交大臣共同发表了“克拉兰顿宣言”，并在出使俄国时病逝，捐躯于异国。往后，凡有重大国际外交风波，大清帝国经常第一时间想到了公平纯良、好排忧解难的美国，美国也往往会伸出援手拉大清一把，两国政府和人民就此结下了同志加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并维系了数十年。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是中日两国都能接受的调停者，美国领事馆是中日两国侨民在敌国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