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眼见列强和清帝国大打出手，洪秀全欣喜若狂，亲笔写了一封“御诏”，托人辗转捎给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诏书中，天王高度赞赏英军“剿灭清妖”的义举，并屈尊纡贵地把额尔金称为“西洋番弟”，不惜让上帝又多个儿子、耶稣又多个弟弟，结好西方列强的急切之情跃然纸上。可是，这份“迟来的爱”被额尔金轻蔑地踩在脚下，没有给予任何反馈。理由说穿了不足为奇，通过长期的观察接触，英国人已看透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本质：这并非一个正常国家，而是由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原教旨主义者所建立的政教合一“准国家”[类似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即IS]，其价值理念和行事规则与西方国家格格不入，文明开化程度甚至还不如“鞑靼人”充斥的大清帝国。在英国领事和驻外武官的信函中，普遍把太平天国运动称为“叛乱”或“暴乱”，认为太平军中存在诸多“亵渎神灵”和“伤风败俗”的特征，是对外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天京事变”使得政治强人东王杨秀清陨落、翼王石达开率军出走，太平天国中枢对各地军事首领的威慑力和控制力一落千丈，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成为常态，更不是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日期：2018-03-28 21:15:09
　　1860年，正当英法联军强攻大沽炮台之时，太平天国同步席卷江苏和浙江。为了保卫中外贸易中心—上海免遭太平军进袭，清朝地方官员在外国公使默许下，用洋枪洋炮、洋人军官和中国士兵拼凑起一支雇佣军，号称“洋枪队”，在对抗太平天国的一线屡建功勋。这种事实上的“中外联防”，不能不给恭亲王奕䜣以强有力的触动和启迪，让他严肃思考引入外部势力剿灭太平天国的可能性。
　　在北京谈判期间，奕䜣就面对面地接触了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蛮夷”，亲眼见证了英法联军的赫赫军威，切身感受了完全迥异于东方价值观的西方契约精神。按照中国传统理念，一旦帝国首都沦陷，要么意味着社稷倾覆、王朝灭亡，要么意味着“正统”地位的转移，战败者成为新帝国的臣民和藩属，最好的结果也是京城惨遭洗劫和杀戮。而英法两国在取得空前胜利后，既不要大清帝国的江山社稷，也不要大清称臣纳贡，更没有劫掠北京全城，只提出了割地、赔款、通商等“小目标”，连土地也仅索取了珠江口外一小片不毛之地。不但如此，在第一批战争赔款到位后，英法联军大部队居然如约撤军，只在天津和大沽口留下约6000人的警卫部队。

　　这种契约精神和良好信誉，与东方民族动辄以“兵不厌诈”为借口来撕毁条约的做法截然不同，让奕䜣倍感诧异，也使他深深明白“蛮夷”并不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天性狡诈”、“犬羊之性”，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精神文明和强大的物质文明。面对这些的陌生对手，大清帝国在武力上不是对手，儒家文化用了几千年的羁縻和亲策略也不起作用。因此，从各个层面加强与他们的接触、了解、沟通、学习十分紧迫，调整帝国对外政策更是势在必行。

　　日期：2018-03-28 21:16:35
　　对于西方列强，大清帝国并非一无所知。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就受林则徐委托编撰了《海国图志》五十卷，系统介绍西方诸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常识，鲜明提出“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理念；1849年，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著《瀛寰志略》十卷，客观阐述亚、欧、非、美各大洲的风土人情，以大清帝国副部级领导干部的身份点评西方政治制度和历史人物，并对于英美等国的政体给予极高评价。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和反思，其中虽不乏纸上谈兵，但也有很多真知灼见，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可是，《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没有引起大清帝国高层的足够重视，在帝国的各大书店渐渐湮灭无闻，却被一水之隔的日本一版、再版、三版、盗版，甚至拆成单行本翻版，成为日本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启蒙性书籍。《瀛寰志略》中赞美华盛顿的两段按语，更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被铭刻于华盛顿纪念塔第十层内壁上

　　PS：《瀛寰志略》中赞美华盛顿的两段按语，原文为“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刘（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公候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日期：2018-03-28 21:19:26
　　对于西方“坚船利炮”的现实，大清帝国也早就有所触动。
　　1842年10月26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两个月后，道光皇帝专门下达谕令，要求沿海各省总督、巡抚、提督、将军和总兵梳理上报海防善后事宜，实质上是组织战后检讨。
　　林则徐、奕山等经受过英军舰炮洗礼的广东前线官员，大都建议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加强中国海防建设，并开始仿照英军战舰来造船铸炮；位居中枢的军机大臣和直隶、山东等省官员也承认“坚船利炮”客观存在，但普遍把战败原因归结为军队缺乏训练和战术应用问题，提出了很多看似合理又简便易行的策略；后方官员和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由于没有与英军交战的经验，缺乏对两军武器装备代差的感性认识，基本认为一线将帅无能和士兵怯懦才是失败的根源。那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前线官员，既得不到中枢的认同，也没有赢得主流舆论的共鸣，反而相继被追究战败责任，一个个罢官去职，引进西方技术的工作就此人走政息。

　　PS(说明):摘录当时部分官员对战争检讨，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提出“斗智不斗力”，组织善于凫水的军队来与英军周旋；山东巡抚托浑布和登州镇总兵玉明建议每年冬季集中水师进行训练；两江总督耆英、江苏巡抚程矞采和江南提督尤渤建议加强江防，修造内河船只；署理漕运总督主张放弃与英军在海上作战，铸造巨炮防守内河要隘；浙江巡抚认为中国缺乏优质木料，又没有技术力量，无法制造西方战舰，建议继续大力建造本土海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