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要求人们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社会活动，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生存与稳定。合理、优越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的？它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合理、优越的社会制度应当尊重人类的本性，针对人性的规律，从有利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国民文化程度相适应的公正、平等、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原则。它的合理性在于是否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解放人民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力，能否最大程度地反映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每一种社会制度都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蜕变和消亡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数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智力分化的差异程度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平等、协作关系为主，人们的行为规范主要靠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来调节。在缺乏必要的物质积累和文化积累的条件下，难以产生国家，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家的存在形式---社会制度。

　　所谓国家利益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内涵：其在专制社会中就是统治阶级以自身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结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出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所制定的政策法规，是统治阶级统治利益的代名词；其在民主、宪政、法治社会中是全体国民最基本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保障全体国民最根本利益存在与发展的最高代表。
　　政策法规既是统治阶级的目的，也是手段。它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所有政策法规的内容都是针对每种具体事物，为统治者的具体利益服务。因而，它是表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如果统治者不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上升为政策法规形式，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与保障，因为保护统治者利益的国家机器是依据现有政策法规来运转的。因此，为了自身利益可以得到稳定保护、意志可以得到长久贯彻，就必须通过立法手段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使之合法化、制度化，为国家机器运转提供具体详实的理论指导与行为准则。相对于国家机器而言，政策法规就是他们运转的目的、出发点。

　　对政策法规的任何修改、变动，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及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的发展、变化及其力量对比的斗争结果。在民主社会，国家政策法规反映了绝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广大民众的主要意志。它们是用来保障、维护每一个守法公民应有的正当权益，遏制那些企图将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凌驾于全体民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的不法之徒。

　　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制度产生、发展的最早形式，它是原始氏族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私有制的出现、文字的发明促使了这一制度的诞生。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原始社会有了长足进步，文化发展也有相应的成就，但教育被极少数奴隶主阶层及他们所豢养的巫师、医生、学者等专业人员所垄断，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奴隶和平民却普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力。从他们自身立场而言，在生存与温饱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奢谈不上去探求什么世界真理，去思考什么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更谈不上个性的发展和完善。这种无知导致了愚昧、盲从和怯懦，从而使他们沦为奴隶主们追逐财富的工具、争夺权力的牺牲品。在只有少数人拥有知识与财富，而多数人却陷入贫困和无知的社会现实中，专制、等级制度的产生势在必然。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奴隶主们的立法出发点自然着重于保障自身统治利益，维护现存有利于他们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在这种专制封闭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化十分缓慢，权力与财富的获得主要靠世袭而来，权力的更替、财富的流动也主要局限于统治阶层的内部。这种现象加剧了人们的等级观念和贵贱天生的误解，民众社会心理普遍表现出“顺从保守、胆小怕事”的特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分工的细化需要众多的自由民投入到新兴行业中去，以维持新行业的运转和发展。而奴隶制下森严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未能适应这一历史发展需求，封建制社会的产生便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
　　封建制社会将众多的奴隶转变为自由民，使他们的从属关系由对奴隶主个人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对国家政府的依附关系。这种转变不仅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国家税收来源，同时也消除了奴隶主利用其所控制的人力资源对抗中央政府的弊端，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封建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法治（这种法治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法治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后者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侵犯）普及，为了吸引、笼络社会各阶层有才能的人能够为其专制利益服务，开始放开社会教育，开放一部分官职，使一些有条件的平民能依靠自身才能参与竞争而跻身于权贵之列，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化也开始松动、加快，中下层的权力分配逐渐由“世袭制”转化为“选拔制”。

　　封建社会对教育的推广和普及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探讨与认识。但生产力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等级观念的消除和专制制度的废弃，与奴隶制社会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减轻。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局限于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无法产生那些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上才能出现的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发展状况，都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近乎封闭的、各自独立的发展轨迹。国际间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规模都很小，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都相当有限。在这种缺乏交流与借鉴的国际环境中，人们思想观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禁锢，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见解都立足于从本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出发，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浓郁的主观色彩及缺乏系统性等特点。而专制制度的产生、苟延是离不开思想禁锢的土壤。

　　同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力量还未能揭开众多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神秘面纱，客观上为宗教迷信活动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世上所有宗教都具有两个基本共同点：一是利用人类对神秘力量的畏惧来威吓人们；二是利用人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去诱导人们。它们通过这两种手段来促使信徒遵从教规，照其教义去立身处世。宗教在人类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作用是普遍的、巨大的。多数宗教都宣扬克制忍让、独善其身、顺从命运等消极被动的人生观，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这种社会效果逐渐被历代统治者所认识，并利用其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断地灌输“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替自己的权杖罩上“神”的光环,来诱使民众相信命运的安排，服从他们的统治。这些宗教迷信助长了人们等级观念和逆来顺受的思想，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延续打下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其次，封建社会教育的开放只是打破了奴隶制社会那种对知识的把持、垄断，只能使一部分有条件的平民家庭获得受教育的权力，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教育的深度、广度都无法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相提并论。从教育内容上看，由于统治者把持了教育内容的审定和规范，难以涉及到不利于其统治利益的各种思想观点、言论，造成了受教育者思想上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多侧重于把学习知识作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手段，难以去注重个人的政治信仰，去追求个人的社会理想。在这种教育普及率、教育程度十分有限，且难以涉及到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流派言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难以产生“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观念，即使有人提出这种思想，也难以在普遍缺乏这种观念的社会思想基础上得到实施、贯彻。

　　西欧地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亚得里亚海、北海和波罗地海之间，地域狭小、地势平缓，有众多的出海口。这种地理环境既有利于对外扩张，同时也容易受到外敌入侵，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王朝更迭频繁，这使西欧各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西欧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都被众多独立的小国所分割、统治，由于国土狭小、人口不足、资源有限，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在各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等级观念和专制制度不如东方帝国那么森严，对外战争和贸易带来了各种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与多样性造就了西欧民族的独立性（在众多不同中比较、鉴别和选择培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进步、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细化，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有一定程度知识技能及人身自由的从业人员，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启发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逐步培养了自身的觉悟与个性，开始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从而萌发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观念。这些广泛存在于社会大众中的思想观念是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而社会教育的大规模普及、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则是培育这些思想观念的土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与财富的获得也由世袭制、选拔制发展到竞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