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导向的取向、发展要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大方面而言，要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制约；就具体方面来看，要受该国的社会制度、统治阶层的意志与民众心理的影响、制约。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社会价值导向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会以这种社会标准来衡量、要求自己，去判断、评价事物。社会价值导向是形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维定势的社会原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普遍、最基本的行为动因。

　　分析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背景就是从历史渊源上去寻找其在诞生、发展的历史进展中能够给现在留下深刻思想烙印的那些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习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及文化艺术，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发掘出与其相伴而生的价值观、伦理观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与落后性。文化背景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宗教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对其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的影响与作用。政治背景则指一国所实行的政体结构、法律政策及所发生的政治事变、权力斗争对当时社会大众的思想行为所造成的一种普遍性、阶段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民众的思想行为都具有统一、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政治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多数民众的心理普遍地被悲观失望、紧张不安的情绪所笼罩，在思想上、行为上都带有明显的保守特点，这一特点形成了一种狭隘、封闭与滞后的社会氛围，从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民众在思想上、行为上普遍地表现出一种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如战争、动乱、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下，为避免目前的害处，人们的思想行为普遍明显地偏向于眼前实际利益，导致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与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乱。这种社会现象的内在根源是基于人们对未来的普遍危机感和茫然而采取了盲目的短期行为；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情况下，由于未来的可确定性，人们的思想、行为则普遍地侧重于追求长远利益，较自觉地避免短期、过急行为，从而有利于发扬社会道德风尚，有利于遏制社会犯罪率，有利于促进社会关系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发展。

　　社会大众心理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一定社会环境中，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思想行为特征。它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状况与时代特点。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大众心理，社会大众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状况的发展。因而，要维护社会状况的良性发展，就必须将社会大众心理导入健康有益的发展方向，必须从改革社会现状入手，逐步、有序地摈除那些导致一系列不合理、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根源，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关系的问题。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普通大众思想观念的发展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新生事物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植根于人类适应环境以求生存的本能。历史的进程就是旧事物不断消亡、新事物不断诞生的交替过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与其历史环境相适应的新事物。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的新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新事物逐渐地失去其所依存的环境和条件而蜕变为旧事物，它必将随着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的消失而消亡。

　　在新事物萌芽、发展的初期，旧事物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支配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对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常会习以为常，常会加以认同、适应，甚至对于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表现出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对原来思想观念的冲击，对现存利害关系的改变，对目前生活习惯的影响。这些矛盾冲突必然致使那些在以旧事物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所养成的行为习惯的人们感到茫然失措、难以适从，尤其是要遭致那些新事物伤害了他们既得利益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和排斥。因而，在社会变革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那些变革的结果对他们的既得利益的影响最深、损害最大的人群，他们会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财富等资源来反对、破坏和阻碍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变革，因此，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危害、影响也最大。同理，社会变革最有力、最坚定的支持者是社会变革能给他们带来最有利结果的人们，前提是他们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变革将要带来的好处。

　　社会变革要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要对那些现有的及潜在的拥有权力和财富资源的反对派们进行分化、疏导和消灭，直至将这种危害性降到最低程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投入较多的资源去消除民众对社会变革的种种误解、困惑，疏导因权力斗争而给民众生活造成暂时不利的影响而导致的不满、对立情绪，使民众明白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有利地保护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最后才能集中精力着手实施社会变革。

　　对社会的改革者而言，完成后者任务要比前者轻松容易得多，这是因为：首先，民众不具有那些利益既得者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资源，变革对他们目前利益的伤害要相对小得多，即使他们想反对或被人利用，除了自身人力资源外，也没有权力和财富可凭借、可使用，其威胁性也就不能与那些利益既得者相提并论。其次，民众对实际物质利益的追逐远甚于其对精神信仰的追求（这是由他们的天赋、才能及学识所决定的，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对他们而言，现实的、具体可见的物质利益远比那些遥远的、虚幻的精神利益更具吸引力、更有实际意义。因而，如果能让社会大众意识到社会变革的结果有助于改善他们目前生活，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他们自然就会加入到拥护、支持变革的行列中来。

　　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有一个由疑惑、认识到接受或淘汰的适应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新事物逐渐地被人们认识到其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就会被接受；反之，就会被淘汰。新事物的诞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无论何种新事物，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各自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根源，都属于历史的必然。就总体而言，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新事物总是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社会制度是一个国家以立法形式对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中所享有的权力与所应尽的义务作出的分配原则和运作程序的规定。每个国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所拥有的文化渊源和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各自不同的社会心理。人们为了适应所处的社会制度而形成的这种普遍社会心理反过来有利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维护，而不利于对它的变革、发展。

　　就民众对社会变革的认识程度而言，多数仅局限于对普遍严重的一系列不合理社会现象的不满与抗争，只着眼于目前问题的解决，而没有充分地意识到造成这一系列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在于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他们往往倾向于以统治者的变革措施所引发的近期社会现象及社会效果是否有利于保护自身的现有权益来衡量、判断社会变革的性质。他们常常寄希望于某个公正开明、廉洁有力的统治者去扫除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如果事随心愿，他们就会因一时的满足而忽略了可能导致这种不合理现象复发的根源的存在。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如果他们所拥戴的、所信赖的领导者的权力发生了更替或其思想行为因某种原因产生了根本性转变，那他们又该依靠谁来保障他们所应有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呢？难道要一直盼望、期待到另一个开明的君主出现为止？！”

　　统治者如果仅仅采取行政手段（而不是从立法上、制度上）、就事论事地解决不合理的社会问题，虽然可以暂时遏制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但却阻止不了它们的再度萌发，就象用杀虫剂来消灭滋生于霉烂、变质土壤上的害虫，而没有彻底铲除这一滋生害虫的土壤一样。因而，要彻底根除所产生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对导致这些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社会制度进行修改、变革及废除，并以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程序化。

　　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程度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治国立场和思想境界，如果他们立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而非保障民众所应有的基本权益，那么，对于那些重大的、触及其统治利益的社会问题也就无法依靠其自身去解决了。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而言，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来为自身利益服务，而不是以全体民众的利益为中心，他们对权力的滥用程度与权力所受到的制约、监督及惩治程度成反比。专制、独裁制度是权力被极端滥用的典型表现形式，而民主、法治制度则是权力受到制约、监督的另一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