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10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也真的有过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们最后却只能找到这样的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清史稿·艺术传》）

　　再看慕恒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则是这样记载的：康熙把“颐和园中的如意馆，紫禁城中的启祥宫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作###之用。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如意馆作画，刻板，修理钟表和机械器物，这些器物都是传教士们或其他人从欧洲带来作为礼物送给皇帝的”。白晋自己，也曾记述了皇帝对如意馆工匠们的“各类新奇制品的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每天验看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对其中的杰作给予奖赏，也指出不足之处，要求改进。现在故宫藏有数台计算器，就是康熙年间制造的改进型的帕斯卡计算器。康熙还为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看来，蒙养斋、如意馆、启祥宫，这就是白晋报告给路易十四的“清宫科学院”了。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这是传教士为了邀功而做的夸大，还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洋大人可以误打误撞把这些“斋”、“馆”说成是“研究院”，我们今天想要把这种夸大当作事实来相信，那可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想象力了。那么，这里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看来，很明显，康熙的大清帝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科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这种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仅此一点，分野判然。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个方向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学院”正是于此数十年间在欧洲纷纷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设立彼得堡科学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国已经成立了“皇家科学院”，以研究语言、文学、艺术、科学为宗旨。先后来华的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都与这个皇家科学院有各种联系，也正是白晋将这一机构向康熙作了介绍。然而，意味深长之处在于，一个像康熙这样态度开明、思想开放，并且本人对近代科学有着相当了解和兴趣的君主，从这种介绍中吸取的不是应当致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的信息，而是汇集中外能工巧匠设立为自己赏玩之好服务的机构。热爱西学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学的传入，哪怕当时曾有过怎样的辉煌，仅这一点差别，其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就已经被确定。启祥宫和如意馆并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学院”。白晋在写回法国的报告中可以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机构说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称为“院士”，但如意馆终究不是科学院，它的存在意义不是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满足皇帝的兴趣和喜好，让圣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一些制作，如天文、计算仪器等，也还只是被视为可以容许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赏玩之余，就藏之深宫秘府，不为人知，不为人见，更谈不上对科技发展起什么作用了。现在来回顾那时西学、西技对中国的意义，恐怕除了满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下来的只有那一幅认真测绘的《皇舆全图》了。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位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1666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于1727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1690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1834年的世界首富

　　1834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